一九四八年冬,山城重庆的渝中监狱里寒气逼人。看守推门进来,低声对囚室里的中年男子说:“方师长,外头又有人求见。”那人披着军大衣,胡茬满面,目光却依旧凌厉。这个看守口中的“方师长”,正是昔日显赫一时的红十六师师长方步舟。

若只翻阅早年的军史,人们很难把“阶下囚”与方步舟联系在一起。湖北大冶富家子弟,学院出身,二十岁出头便投身革命,跟随贺龙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两次浴血未改初心。清瘦的面孔、眼里透出的锋芒,让他迅速在红色队伍里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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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乡,大冶山野正是白色恐怖的旋涡。知根知底的乡绅和团防把他当眼中钉,他却只身穿梭陌巷,十几天内勾连起一支地下党员骨干。阳大县委、大冶县委先后建立,贫寒农人手握梭镖大刀,在祠堂里宣誓——这是鄂东南革命火种烧起的最初一缕烈焰。

一九二九年春,红五军五纵队南下同当地方志队伍合流,鄂东南独立师挂牌。枪不过三百,却硬是连下阳新、通山几个县城。乡亲把粮食、门板都送到军营,方步舟说过一句话:“枪口向外,田地归民。”这句话在茶馆里传了许多年。

战火最盛的三十年代,红十七军、红十六军轮番鏖战。运动战、反“围剿”、夜袭、伏击,方步舟手里的队伍常常打得敌人心惊。可风光背后也埋下众矢之的。一次整顿中,高层追究失利责任,军长张涛先倒下,接着孔荷宠叛变。前线残酷,后方掣肘,方步舟与省委书记傅秋涛嫌隙渐深。

一九三七年一月,大幕山失利成了转折点。傅秋涛革了方步舟的职务,紧接着是痛彻心扉的开除党籍。队列里有人窃窃私语:“方师长咋就成了叛徒?”更重的打击还在后面——怀有身孕的妻子落入敌手,勒令他投降,否则母子性命难保。理智与情感的缝隙里,他崩溃了。

三月,方步舟借侦察地形脱离部队,投向国民党第七十二师。熟悉红军山道部署的他,被迫透露出一路机密,致使红十六军再次重创,仅剩两百余人跃入深山保命。鄂东南根据地随之破碎,流言四起,士气大跌,这便是背叛的沉重代价。

然而,投敌并未给他带来想象的安乐。腐化、猜忌、暗斗,蒋系与地方杂牌彼此倾轧。方步舟心里发苦,甚至在抗战期间暗中掩护中共地下党员,结果自己反被关进看守所五年。朋友探监时听到他自语:“早知如此,当初何必转身。”

一九四九年春,他被保释出狱。老同学刘培初把他拉到浙江,封了个绥靖总队副座,实为蒋介石警卫外围。此时,解放战争已到决胜关头,华东野战军铁流南下,江南风声鹤唳。方步舟对刘培初说过一句:“潮水都退了,还守得住这摊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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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沔阳县委取得秘密联系后,他谋划“擒蒋”并顺势倒戈。计划走漏风声,刘培初急令缉拿,方步舟抢先发动。四月二十三日拂晓,宁波城外枪声突起,八百兵士丢下青天白日旗,高呼“人民解放万岁”。这支看似零散的队伍,被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收编。

处置难题随之而来:往事太沉,资历太老,是敌是友一时难断。王建安思忖再三,电呈三野司令部。陈毅阅电,当夜与参谋讨论。传说里,他仅说了一句:“既往不咎,将功折罪,但入党之门暂且不敞。”一句话,既割断旧怨,也留出自新之路。

南京解放后,方步舟被安排在华东野战军教导旅任顾问,后转安徽宣城农场,再到南京青龙山林场。职位不高,俸给微薄,却足以让他在林木之间度过余生。有人打趣:“昔日的师长,如今只管树木。”他苦笑,不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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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零年代,老部下探望,问起当年的大幕山之败。方步舟摆摆手:“那笔旧账,付清了。”老兵却说:“要不是你当年硬顶,我们早埋山里。”功罪纠缠,是与非终成历史学者的课题,当事人倒显得淡漠。

一九九零年春,方步舟病逝,终年九十岁。故乡大冶的乡亲提起他,仍愿把那句“枪口向外,田地归民”挂在嘴边。波折的一生就此落幕,档案里只留下八个字:曾立功,亦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