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美国、德国特约记者 冯亚仁 青 木 本报记者 徐嘉彤

编者的话：当下，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收购”格陵兰岛，并一度威胁对反对美方立场的欧洲国家加征关税，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围绕跨大西洋关系的疑虑都在加深。前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近日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跨大西洋关系正处在自北约成立以来的“冰点”。学界更是有观点认为，跨大西洋关系裂痕扩大的背后是美欧结构性矛盾的加深，尤其美国已经完全改变了对欧洲的战略定位以及对欧政策的底层逻辑。从今天起，《环球时报》推出“美对欧战略变迁”深度认知系列，深入分析跨大西洋关系战后80年来的起起伏伏，国际大环境的风云变幻对美欧关系的影响，以及美对欧战略转变的真实意图与未来走势。

“美国曾是我们的梦想”

二战结束后，欧洲满目疮痍，民众生活艰难。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在二战中丧生或重伤，众多城市——如伦敦、德累斯顿、柏林、科隆、利物浦、伯明翰、汉堡等工业与文化中心，在战争中部分或完全被毁。事实上，除了美国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世界大国在战争中未遭受结构性破坏。

美国迅速扮演起超级大国的角色。1948年，杜鲁门政府推出总金额超过150亿美元的“马歇尔计划”，以其“主设计师”、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名字命名。这一计划的核心目标是援助欧洲重建、发展西欧自由民主政治认同、推动西欧国家加入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体系以对抗苏联。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成立，体现了美国希望长期参与欧洲安全事务的战略意志。在此框架下，美欧紧密合作40年，逐步巩固跨大西洋联盟。

“马歇尔计划”影响十分深远。《卢森堡言论报》刊文称，该计划对欧洲经济重建具有重大意义，美国还在欧洲推行政治一体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保障了整个西方的安全，深刻塑造了欧盟对美国军工产业的依赖，在金融等领域美国也对欧洲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力。

“美国曾是我们的梦想：爵士乐、牛仔裤和希望。”德国《柏林日报》这样描述战后40年里欧洲人眼中的美国。从好莱坞电影到好彩香烟，从口香糖到可口可乐，美国战后在西方可谓“无处不在”，这些消费品象征着一种“现代性”和“经济奇迹”，形成了一个“闪耀的承诺”：繁荣、自由和未来，而这种承诺“正是跨大西洋关系曾经的意义”。

那么美国眼中的欧洲呢？冷战时期，在实力差距和两极格局的限制下，跨大西洋双方的经济、军事、政治关系是“美主欧从”的模式。《卢森堡言论报》报道称：“美国很早就意识到，一个稳定的欧洲不仅能确保欧洲大陆和平，还能增强美国自身影响力。”1963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到访西柏林，发表著名的“我是柏林人”演讲，提到“所有自由人，无论生活在哪里，都是柏林的公民”，自由民主价值观从此成为跨大西洋价值观联盟的凝结剂。时至今日，欧洲领导人访美时仍会反复提及“马歇尔计划”和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对欧洲的感召力，以争取特朗普政府对欧盟经济与安全利益的理解和宽容。

即便在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双方也并非没有分歧。比如上世纪70年代，西德勃兰特政府推出“新东方政策”，要求通过接触政策缓和与苏联及华约国家的关系，以维护德国与欧洲的安全。后来西德施密特总理又推动北约达成“双重决议”，即一方面促使美国通过谈判对苏联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加以限制，另一方面以北约欧洲国家部署美国武器作为谈判进展不顺利情况下的反击，这一安排并不完全与美国意愿相符。当时，里根政府（1981年至1989年）对苏强硬派与施密特政府关系紧张，美国对那些对苏态度“温和”的西方盟友也有不满。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欧战略始终是欧洲安全与政治格局变迁的关键变量。”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黄萌萌说，1990年两德统一的背后离不开美国老布什政府的大力支持，当时美国政府认为西德接纳东德形成统一的德国不会破坏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反而有利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冷战结束后北约正式通过美国提出的北约东扩计划，这也成为日后俄乌冲突的导火索；克林顿政府时期（1993年至2001年）美俄关系的缓和同样推动着欧洲安全秩序从排斥俄罗斯的“对抗型秩序”变为有俄罗斯参与的“合作型秩序”。

是彼此需要，还是一种选择？

“跨大西洋关系80年来远非‘亲密无间’。实际上，这段关系经历了多次破裂与重新修复。”黄萌萌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冷战结束后，美欧关系进入新的阶段。2001年“9·11”事件后，北约首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启动了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欧洲盟国和伙伴国从最早阶段就加入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

但仅一年多之后，即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前夕，当被问及怎么看待欧洲国家的反战立场时，美国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直言：“你们把欧洲理解为德国和法国，但我不是这么看的。那是‘老欧洲’，如果你看看整个北约的欧洲，现在的重心正在向东移。”他后来还斥责德国是在伊拉克战争中“什么也不想做的国家之一”。此类表态引发了法德的强烈反弹。英国《卫报》援引法国评论员的话报道称：“华盛顿鹰派对法国和德国的侮辱，以及由此延伸至对所有反对伊拉克战争者的攻击，将使美国进一步陷入孤立，并助长本已强烈的反美情绪，从而坐实了关于‘牛仔’、好战、帝国主义傲慢的所有刻板印象。”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2003年8月刊发美国前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的文章，称“美欧关系正深陷过去5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达尔德分析说，21世纪初，美国与欧洲不再像冷战时那样彼此需要，欧洲正专注于建设一个新的欧洲，美国则已不再将欧洲作为外交政策焦点，美欧关系更多成为一种“选择”而非“必需”。小布什政府（2001年至2009年）试图利用欧洲内部分歧，将“新欧洲”与“老欧洲”对立起来，亲近支持美国政策的国家，疏远反对者。

在黄萌萌看来，美欧之间的分歧源于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冲突。进入21世纪，欧洲一体化深入，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于和美国“平起平坐”的意愿加强。美欧在战略文化、外交手段及社会政策上的分歧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达到小高峰，特别是德法等国强调西方价值观，比美国更注重国际与欧洲和平秩序、注重国际法与国际规则、注重多边主义以及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相比之下，美国具有强烈“美国主义”观点，不断寻求与“他者”对抗和与“崛起国”竞争，更倾向于从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视角塑造对外关系与安全政策。这种价值观冲突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达到新高度。

奥巴马政府时期（2009年至2017年），美国试图修复与欧洲的关系。布鲁金斯学会美欧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菲奥娜·希尔说，奥巴马就任后，欧盟方面期待他回归多边主义，而非延续小布什政府的做法。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频繁出访欧洲，与欧洲多国高层保持互动。另一个重要做法是缓和美俄关系，安抚了欧洲对美俄关系恶化感到的不安和疑虑。但2013年，德国时任总理默克尔怒斥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其手机给美欧关系修复带来波动。

自二战结束以来，一个基本原则一直塑造着美国的外交政策——稳固的盟友关系能够增强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即便美欧之间龃龉不断，这条基本原则整体没有被动摇。然而，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开始质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价值。特朗普多次批评欧洲盟友，质疑北约“过时”以及欧洲盟友未向北约提供足够贡献，甚至一度威胁退出北约。特朗普政府还削弱多边合作，退出《巴黎协定》，令欧洲层面对美国的战略方向和承诺产生疑虑。

2021年拜登就任总统后，美国政府再次努力修复与欧洲盟友的关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拜登对欧洲盟友宣示“美国回来了”，在七国集团、北约峰会、气候变化会议等多边外交活动上与欧洲主要盟国举行会晤，并重返《巴黎协定》等和联合国相关组织。但是，美国政府未与盟友充分协调便从阿富汗仓皇撤军，让欧洲方面普遍感到失望和被排除在决策之外。

而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再次把跨大西洋关系推向“冰点”：在一系列战略文件中明确国际战略重心的转移，不再重视欧洲盟友的意见，对待欧盟以单边施压和打击指责为主，强调利益交换而非联盟互助；摒弃传统联盟政策，要求欧洲增加国防开支，安全上自我负责，在俄乌冲突等问题上将欧洲作用“边缘化”；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打破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自由国际秩序；对丹麦格陵兰岛提出领土诉求，触及欧洲“底线”。

“从未成为平等伙伴”，欧洲寻求对美“软制衡”

黄萌萌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虽然在军事硬实力上美国一向认为欧洲“软弱”，但就规范与制度层面的软实力而言，至少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国整体上尊重欧洲的意见，欧盟也能够通过国际多边机制起到对美“软制衡”作用。这是因为跨大西洋军事与经济联盟可以增强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使美国在大国竞争中获益。比如拜登政府时期，美欧共同推动北约东进印太，共同遏华意图明显；美欧还建立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从出口管制、技术标准等方面限制中俄科技与经济影响力。

而当前，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的军事实力和民主制度持有“蔑视”态度，支持欧洲右翼民粹主义与保守主义势力，反对欧盟建制派，让欧盟猝不及防。鉴于中短期内欧洲在安全上仍对美国存在结构性依赖，欧盟只能通过谈判、经济妥协与发展同世界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而“被动”应对美对欧战略转变。

在今年1月一份法国民调中，51%的欧洲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是“欧洲的敌人”，欧洲政界大多认为跨大西洋同盟根基动摇，美欧互信下降，二战后美欧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上的共识消失。

“做一个快乐的附庸是一回事，做一个可怜的奴隶是另一回事。”德国媒体援引比利时首相德韦弗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表态称，对于美国而言，欧洲显然从未成为平等伙伴。报道以北约为例说，这一组织名义上由主权国家组成，但实际上，美国拥有任何欧洲国家都无法替代的核心军事能力，格陵兰岛就是“试金石”，这个临界点使得欧洲曾经“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幻觉逐渐消失。

‍本系列下期预告：美欧关系之所以反复经历靠拢、摩擦、再靠拢的调整，离不开美欧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实力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变化，以及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大环境变化的影响。当前，移民问题、民粹主义上升等外部变量也在从不同方向侵蚀着跨大西洋传统联盟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