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鸾被押赴死地时,只有十岁,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却是:“愿身不复生王家。”

一个本该最令世人艳羡的皇族出身,为何在临死前成了他最深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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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骏,即宋孝武帝,在位之初颇有政绩。他打破士族、寒门之间的藩篱,让许多出身不高的人终于有机会往上爬,在当时算是一桩破格之举。

若只看前半生,他称得上明主。但权力、享乐与私欲一旦被放纵,往往能把一个正面形象彻底掏空。刘骏后期沉溺声色,大兴土木,对人命也渐渐麻木起来。

他的转折点,绕不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后来被称为“殷淑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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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原本并不姓殷,而和他一样姓刘,而且和他还是同宗。

按族谱排辈,刘骏是她堂兄。她的父亲刘义宣,是宗室重臣,在朝堂上颇有分量。

刘义宣将女儿送入宫中,本意是为家族增光添彩,没想到竟变成了堂兄妹之间的私情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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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关系一开始被遮掩着,宫里人心照不宣。只是宫廷从来没有真正的秘密,刘义宣终究知道了此事。

他不愿相信女儿主动越礼,认定责任在刘骏,但皇帝是天子,纵然心中千般愤懑,法律和礼制都不可能站在他这一边。

最终,他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起兵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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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很快被平定,刘义宣失败身死,而那位堂妹被刘骏悄悄“保护”起来,秘密接入宫中。

为了抹去血缘上的敏感,他给她换了姓,改称“殷”,封为淑仪。

名字换了,亲缘没变,感情更没有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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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骏对殷淑仪极度宠爱,短短几年里,她便为他生下六个孩子:五儿一女。

近亲婚配的后果很快显露,大多数孩子都在幼年夭折,最终真正活下来的只剩两个儿子:长子刘子鸾和幼子刘子师。

殷淑仪连续生产,身体亏空严重,在刘子师两岁时便撒手人寰。就这样,一个以乱伦关系为起点的分支,在宫廷深处扎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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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淑仪死后,刘骏的举动越来越不合常理。

他迟迟不肯让她下葬,特制了一种可以抽拉的棺具,思念发作时,就把棺材拉出来“看人”。

这固然带着情感的成分,但在旁观者眼里,已经越过了常人的分寸。

他还不满足于此,一门心思想要给殷淑仪办一个远超过她身份的身后“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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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当时的礼制,只有地位极高的正妻才有资格拥有独立的庙宇,一个妃嫔顶多留块碑石。

刘骏让人翻书找例子,终于在《春秋》里找到“仲子有宫”的记载,于是顺杆子往上爬:既然别国的君主能给宠妾立庙,他也可以效仿。

结果,新庙很快盖好,上头还用刘子鸾的封号命名——“新安寺”。一个妃嫔享有如此特殊的规格,本身已经在向所有人昭示她和她子嗣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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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殷淑仪所出的长子刘子鸾,从出生起就一路被捧到高处。

四岁时,他就被封为襄阳王,拥有二千户食邑。后来封号改为新安王,和殷淑仪的庙同名,象征意味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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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年纪尚小,他的官衔却不断往身上堆:东中郎将、吴郡太守、南徐州刺史,甚至还挂上青州、冀州刺史这样的虚职。

虽说这些“职务”没有实际权力,他也根本不可能到北方上任,但朝堂和宗室的人都看得出来:皇帝是在按照“未来接班人”的规格来包装这个孩子。

而在另一头,刘骏名义上的正宗继承人——嫡长子刘子业,虽然被立为太子,却始终笼罩在这股偏爱阴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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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中传言,刘骏考虑过在合适的时候废太子、另立刘子鸾。

只是天不由人,刘骏三十五岁便病死,废立的想法还停留在心里,没来得及变成圣旨。

就这样,刘子业顺理成章登上皇位,一个被父亲长期冷落、时时感到威胁的嫡长子,终于有了掌握生杀大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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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业即位不久,他的种种行径很快让人发现,这个年轻皇帝不但没有做君主的素质,甚至连做个“正常儿子”的本能都缺乏。

他在政务上暴躁残酷,对大臣动辄斩杀。更令人心寒的是,他对亲生母亲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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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64年,刘骏刚死不久,太后王宪嫄病重,已到弥留之际。

她让人去请儿子,说想再见一面,还有未尽之言必须当面托付。

按礼法,皇帝于情于理都该来到床前尽最后的孝道。

然而刘子业听了传话,却回答:“听说重病之人身边多是鬼魅盘旋,十分可怖,我怎能过去?”这句话传回病榻,王宪嫄悲愤交加,对身边人说,要拿刀剖开自己的肚子,看自己究竟是怎样生出这样一个不认母、不知礼的儿子。气愤之下,她很快断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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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走的时候,儿子不在身旁。他在想什么呢?

史书给出的线索很清楚:他正忙着拆毁父亲留下的“见证”,也在为自己心中的怨气寻找出口。

刘子业拿殷淑仪和她的子嗣开刀,是必然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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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曾经被父亲视为“真爱纪念碑”的新安寺,突出地立在那儿,时时刺痛着这位新皇的眼睛。

在他看来,那不仅是父亲私欲的象征,更是一块提醒自己“曾经差点被废”的石碑。

他下令拆毁新安寺,抹去殷淑仪在宫廷中的痕迹。拆掉的是建筑,翻出来的是旧账。这种“报复”虽针对死者,真正有威胁的却是活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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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的矛头毫不意外地转向刘子鸾。

弟弟此时不过十岁,虽挂着许多虚衔,但从未实际执政,更无党羽,也没有机会参与任何权力斗争。

他唯一的“错”,就是父亲曾经打算把他放在太子的位置上。刘子业先把他身上那些看着显眼的职衔统统撤掉,不再管他是什么将军、什么刺史。

一年之后,再一步到位,把他的王爵也废了,名义上改为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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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的身份一旦被剥去,他就不再是法理上必须谨慎对待的贵胄,而只是一枚可以轻易处理的棋子。

不久,赐死的命令下来了。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这道旨意背后牵扯的恩怨,他未必全部明白,但他知道结果——他要死了,而且死得莫名其妙。

当行刑的官员立在他面前时,史籍没有记下他的哭喊、挣扎,只留下那句平静而决绝的话:“愿身不复生王家。”

这句简单的话,揭开了皇族光环的一层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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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人来说,“王家”是权势、荣耀、财富的代名词,对于他,却是父亲的荒唐、兄长的恨意、无法避免的血光。

生在帝王之家这个事实,从他有记忆开始,大概带来的不是安全感,而是随时可能被卷入的灾祸。

他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只能在生命的最后,用“不再来这家投胎”表达自己的清醒。

刘子鸾被杀后,他那六岁的弟弟和年幼的妹妹也被刘子业一并处置。

对这位少年皇帝来说,除了借此发泄对父亲的怨恨,更重要的是彻底斩断殷淑仪那一支血脉,免得日后有人打着他们的旗号兴风作浪。

把潜在威胁扼杀在萌芽中,是政治计算;把未成年的弟弟妹妹一起剿灭,则暴露出远超理性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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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清掉弟弟妹妹,并没能给刘子业带来哪怕片刻的安全感。

一个连亲情都可以轻易践踏的人,也不可能赢得别人的忠诚。

他的暴戾和荒唐,使得朝中许多人与他离心离德,被他压制得几乎抬不起头来的湘东王刘彧,也在这种环境下偷偷结党。

刘彧与心腹谋划刺杀刘子业,准备以此换取一条新的出路。

刘子业虽有察觉,想连夜逃走,却终究没能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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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乱刀之下结束了自己的性命,死时才十七岁,比他被他杀死的弟弟大不了几岁。

刘子业一死,刘彧登上皇位。

许多原本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以为终于等来了转机,却很快意识到,新皇帝并不比前任宽厚多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帝王之位依旧是血与泪的漩涡,只是换了一个坐在中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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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子鸾来说,他想逃离的“王家”,并没有随着兄长的死亡而变得温和。

那个姓氏,那套制度,那种以骨肉为筹码的权力生态,只要存在一天,悲剧就会一再重演。

回头看那个十岁的孩子,他的视野有限,不可能像史书那样把大局分析清楚。

但他凭借亲身经历感受到的一个事实,却足以让人警醒:站在外人眼中的“高处”,未必真值得羡慕。

生在帝王之家,在某些人看来是天赐的福报,在他眼里却是必须用命去偿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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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没有选择出生的机会,也没有活到长大的权利,最后能做的,只是在临终前说一句“不想再来”,好像这样就能和这一切划清界限。

愿身不复生王家”之所以被一再引用,不仅因为它来自一个被兄长赐死的幼童,更因为它尖锐地刺中了一个常被忽略的盲点。

我们习惯从下而上仰望权力,把皇室视作荣光的汇聚地,却很少从里面人的角度去看——这层光辉之下,究竟藏着多少无从选择的牺牲。

对刘子鸾而言,真正的奢侈不是王爵和封号,而是做一个可以自由长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