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为作者指导员陈庆丰老领导）
我是2004年4月份离开部队的，当了25年兵，对部队确实很怀念，很有感情。但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该离开部队时，你就必须离开部队，在这一点上我做得还是比较果断。
当兵25年，穿过三套军装。第一套是65式军装（1965年到1985年），我们叫三点式，红五星、红领章。第二套叫85式军装（1985年到1988年）。第三套是87式军服（1987年至2007年）。本来还想穿2007式军服，可惜已经转业了，这也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我首次授衔是中尉，在我的授衔命令上，签署命令的是我们的军长陈显华、政委雷鸣球。现在这张命令表还深藏在我的书房，我还在网上晒过，成了我永远美好的记忆。
在部队工作25年，对部队确实很留恋，也很感恩。感恩部队25年把我从一个农民小子培养成一位正团上校军官。没有部队的锻炼培养，我可能还在农村教书，顶多就是一名公办教师。因为当兵之前我是民办教师，我很多高中同学那时也和我一样当民办教师，不过后来很多都转为公办教师了。我如果不当兵，也可能会走上他们那条路，一辈子当老师，在农村工作。我不是说老师不好，只是总觉得老师的天空没有部队那么宽广。
回顾部队二十多年的日日夜夜，我有许许多多需要感恩的首长和战友，今天就专门说说这些恩人。
第一个要感谢的是我们老家湖南省华容县万庾镇当时的武装部长毛华文。我能当兵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以前一直不让当兵。到了1979年，国家不讲成分了，毛部长批准我去当兵。开始我验的是步兵，后来又让我当坦克兵。毛部长送我们到县武装部的路上还对我说，到部队后好好干，早日当干部，如果当上了干部，送一双部队军官皮鞋给他。他也是部队排长转业的。还好，我第三年年初就当上了军官，我没有食言，第一双军用干部皮鞋第一时间就寄给了毛部长。
第二个要感谢的就是我们县那一年搞体检的女主任。体检的时候，我右小腿有静脉曲张，不算严重。有个年轻的医生把握不准，就把我拉到一位主任那里看看。这位主任是一位中年妇女，当时应该有五十多岁，跟我妈妈的年纪差不多。主任看了一下，说没事，我们这里农村的小孩比较穷，冬天没有裤子穿，冻的。就这一句话，让我通过了体检。我很怀念、也很想念这位主任，最后却没能找到她，她的大恩最终没有机会回报。
第三个要感谢的是我在坦克八连当坦克驾驶员时的指导员陈庆丰老首长。我是1980年在坦训团学了一年坦克驾驶后，分到野战部队——广州军区独立坦克团三营八连当驾驶员的。我们陈指导员是位老同志，人品特别好，对我也很好。是他告诉我赶快去考教导队。当时广州军区教导队招生，招的是干部学员，毕业后就可以当军官，不过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进去。于是陈指导员给我报了名，还让我复习，提供复习条件。考试回来后，又让我担任连队文书，尽管只干了一个礼拜我就去上教导队了，但是这位指导员对我的深恩我是不会忘记的。前几年，我还专门请这位老首长到花都来聚会过一次，感谢他对我的关爱。
第四个要感谢的是我在坦克一营当技术员时的江汉文教导员。这位教导员对我特别关心，给予了很多特别的关照。因为我们在教导队学习时间太短，提干不久，总政命令我们这批干部要延长半年再下命令。在这段非常时期里，是教导员对我特别关照。后来又送我去上军校，推荐我到机关当干事。而且我转业后，他也是一如既往地关心我。是他亲自带着我找到花都地方领导，最后安排在人防办。当时我是准备到公安局去的，区委组织部长说：“哎呀，不去了，老刘。公安局太辛苦，还要上晚班，我给你安排个最舒服的地方——人防办。”就这样，我就到了人防办。
第五个要感谢的是我老三营的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我结婚时的证婚人王观玉首长。1984年，坦克部队连队技术员的岗位取消，就在我不知道去哪儿的时候，是这位老首长亲自把我调到了团政治处，当时他正在当主任。从此我就在机关扎下了根。后来首长还到另一个团当了政委。
第六个要感谢的是我们坦克旅政治部主任邱海贤首长。我从石家庄装甲兵指挥学院毕业回到坦克旅，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是邱海贤主任。邱主任对我也很关心，一方面注意培养我，在文字上、在工作上都对我有恩。
然后还有几任主任，我们政治部的廖名顺主任、戴开石主任和张思胜主任对我也很关心。特别是张思胜主任，在我由营级岗位进入团级岗位的关键时刻，向集团军首长为我说了很多好话，帮了很多忙。
再就是我们的尤旅长、许旅长、苏政委、冯政委，这几任旅长、政委对我也是关爱有加。我就是在他们任职期间，从营级军官进入团级军官、从副团军官进入正团军官的。他们在我成长的道路上都留下了很多关爱的故事。
还有两位集团军政治部的首长也有恩于我。一位是集团军政治部刘长银主任，还有一位是王建伟主任。我从营级岗位进入团级岗位，就是刘长银主任来考察我的。他对我很认可，甚至都没有找我谈话，最后我的命令还是下来了，这全是刘主任对我的理解、关心和帮助。后来，刘主任在广州军区副政委任上以中将军衔退休。
王主任我很早就认识，他原来是我们军区理训班的主任。我们当小干事的时候，经常听他讲课，他的理论水平特别深厚，讲课几个小时都不用稿子。后来王主任到我们集团军政治部当了主任，他当主任时，我正好在旅政治部当主任。我当了三年主任，准备转业，他知道后还专门给我打电话，劝我留下来再干干，看有没有机会。我感觉自己已无这种可能，还是决然转业了。虽然我没听首长的话再干一年，但还是很感谢首长。王主任后来担任了国防科大政委，以中将军衔退休。
（在为刘曾琪战友）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一位老战友。他曾在水陆团政治处组织股和我一个办公室，我是新干事，他是老干事，叫刘曾琪。这位战友是广州人，说话不多，文字功夫特别好，是我们水陆团的“第一支笔”。当时政委要的所有材料，最后都要经过他的手，政委才会用。在文字上，他是我的引路人、指路人。另外，他对我们一家也特别关心，我家属随军后的工作安排就是他帮我办的。
上世纪90年代，部队家属安排工作特别难。我是1990年调副营干部的，副营干部家属可以随军，但是我爱人直到1993年才随军。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部队这边安排不了工作，她在老家的工作辞掉也不好，只能调过来，可找不到接收单位。
那时我也找了很多人，也找过首长，都没有好办法。我记得有一次从罗浮山训练回来，我穿着迷彩服到刘干事办公室看他。当时他是我们花都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他看我风尘仆仆、辛苦疲惫，连忙放下手中的工作，请我到饭店去吃饭。
席间，我说到现在部队家属安排工作难的事情。他说：“还没安排吗？”我说：“没有啊。”他说这事不要急，他帮忙想想办法。几个月后，他就通知我爱人去上班了，在一个居委会，开始当一般工作人员。没几年，还安排她当了副主任。当时居委会的效益很好。特别感谢这位老战友，他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使我能够在部队扎下根，能够在部队放心干工作，不断进取。
在部队25年，要感谢的人特别多，由于篇幅所限，我不可能一一说出他们的故事。但我将在心中永远记住他们曾经对我的好，对我的关爱，对我的帮助。愿他们一切安好。
今天就聊到这里，下集再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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