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1月15日清晨，纽约的哈德逊河畔飘着薄雾。联合国大会的电梯门一开，58岁的乔冠华迈步走进会场，他那一记爽朗的笑声像投石入水，荡起一圈圈涟漪。会后，外国记者追问他的感受，他侧过头，语速飞快地回了句：“我那一嗓子，不就是答案吗？”短短几秒，镜头定格，照片被取名为“乔的笑”。这笑声背后的底气，既来自一个新生共和国的崛起，也来自乔冠华半生风雨锤炼的心性。六年后，1977年3月，这位“笑面外交家”在北京医院被诊断出患有肺癌。病历上的字迹冰冷锋利，他却哈哈大笑，自嘲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老乔还没那么容易趴下。”
1930年的初春，17岁的乔冠华第一次站在清华学堂的讲台前，向几位德国教授提问。他那串流利的德语让老师们一时怔住。少年心气高，目光却远，他的日记里写着两个字——“世界”。四年后，他带着清华与燕京的保送推荐，只身赴柏林攻读哲学。欧洲的图书馆、街头辩论、歌德的诗句，让他沉醉。可1937年的卢沟桥炮火，把他推回了现实。书桌旁的沉思敌不过家国风雨，他说服父亲，踏上归程，决定“把书桌换成战壕”。
回到香港后，乔冠华没真拿起枪。他拿起的是更适合自己的武器——笔。香港《星岛日报》编辑部的旧铅字机常在深夜轰鸣，那些批驳日本侵华、剖析欧洲战局、呼吁团结抗敌的文章，常常熬到天亮才定稿。同行们背地里嘀咕：“乔写稿子，是拿杯茅台当墨水。”他不否认，只是笑，摇晃酒盅，继续俯身在油印机旁。
1949年10月1日，三十六岁的乔冠华站在天安门广场人海里，抬头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彼时的中国，急需懂外语、善笔头、通国际的“多面手”。周恩来将乔冠华调入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吩咐一句：“不要怕犯错，大胆去说，去写。”从此，一支自嘲“酒瓶子里泡大的笔”在国际舞台上四处奔走。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乔冠华首次与世界列强正面交锋。他以流利的法、德、英三语在分会场穿梭，替周恩来起草文件，也在私下和西方记者“拉呱”，用一杯啤酒换来一篇中立报道。有人形容他像“能说会道的剑客”，剑锋所指，多为新中国的主权与尊严。紧接着的1955年万隆会议，他坐在印尼酷热的会场里，为周恩来递上那句后来家喻户晓的“求同存异”，一纸草稿，却成为中国外交名场面。
时间推到1970年秋，毛泽东着手撰写重要国际文章。周恩来力荐乔冠华操刀，说他“肚子里有火山，笔头才烧得旺”。乔冠华带上几瓶茅台，连夜伏案。字字敲下，杯杯入口，稿纸像被热浪推动，很快落成。毛泽东看罢，拍案：“这篇稿子杀气腾腾，写得好！”于是才有了第二年联合国大戏的酝酿。
中国席位恢复的消息一传来，乔冠华被任命为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他的行李里只有两套中山装、一瓶家乡黄酒和几本笔记本。有人担心他在国际记者云集之地会被刁难，他挥手：“怕什么？大不了吵一架。”果然，当他坐上写着“CHINA”的铭牌前，便以一口流利的多国语言、连珠炮般的辞令，引来全场目光。而那声“乔的笑”，其实是他几十年积郁之后的一次长舒——“再也没人敢替我们说话了，自家兄弟自己来。”那天起，中国人第一次在联合国会场上直呼自己“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世界听见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余波尚在，毛泽东逝世的哀乐犹在耳畔，乔冠华却愈发憔悴。繁重的谈判工作、熬夜写稿的生活，让他的身体早早亮起红灯。1977年春风尚寒，他在中日友好医院的走廊里晕倒，医生诊断：冠心病伴随双肺阴影。进一步检查，肺部肿瘤已达乒乓球大小。那晚，好友王稼祥去病房，他低声感叹：“你还笑得出来？”乔冠华抿了口白开水，说，“笑比咳嗽省劲。”
化疗带来的副作用没能改变他的老习惯。止咳糖浆被他偷偷换成了小壶高度酒，护士责备，他装作没听见。偶有“碰杯”的脆响，是病房里独有的乐章。医生为难，只得把酒换成度数较低的绍兴花雕。他却说：“药补不如酒补，精神头子全在这里。”这一“偏方”效果如何，旁人莫衷一是，但至少让他脸上的神采多留了几年。
1978年之后，乔冠华淡出一线外交，转入社科院主持国际问题研究。他在楼道里常对青年学者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够，还得与天下诸侯斗嘴。”那种绵里藏刀的辩才，成为后辈眼中的“乔氏风骨”。1981年，《世界知识》创刊，他亲自撰写创刊辞，鼓励青年用“鹰眼”去捕捉国际风云。
1983年夏，肿瘤再次恶化。高烧、咳血、骨痛交替袭来，体重骤降十公斤。医生提示随时可能出现呼吸衰竭，他却坚持读书。不少学生去病房请教论文，他戴着氧气管翻资料，喘着气纠正注脚。有人心疼想请他休息，他摆摆手：“文章要有魂，别写得水波不兴。”
9月21日清晨，老友夏衍拎着一壶温过的花雕来看他。两人聊起当年在上海《文汇报》并肩写社论的旧事，床头的心电仪发出一声声短促的“嘟嘟”声。分别时，夏衍轻声道：“多保重。”乔冠华抓住他的手，低低念了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是他最爱的文天祥诗句，也是他常用来自勉的诀语。
翌日清早，心电图划出最后一条直线。69岁的乔冠华走了。遗体告别仪式安排在10月初，北京城的秋风已带寒意。灵车缓缓驶向八宝山，车窗玻璃上映出金色梧桐叶，仿佛那年纽约联合国门口的树影。挽联写着：“笔掷千军，笑动九霄；心怀家国，魂归故里。”墓碑正面刻着那句古诗，他最钟爱的八个字“留取丹心照汗青”在白天的阳光里泛着浅浅的金光。
乔冠华的一生，像两行并不相悖的诗：一行是学者的冷静推敲，一行是战士的慷慨豪饮。外媒曾经评价他“锋利如剑”，同僚更愿称他“仗剑的诗人”。1977年的笑声，是他对病魔亮出的刀锋；亦如他在战火硝烟中选择回国时的那句豪言：“书可以慢慢写，国家不能慢慢救。” 今天，那抹响亮的笑声仍回荡在历史走廊，为后人指明了什么是胆识，什么是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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