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匈奴进了河套，突厥人住进长安城边，巴勒斯坦被一纸决议切开——收留者总被反咬一口，问题出在哪？
东汉光武帝时期，边防经费紧张，朝廷就采取一个省事的办法，把南匈奴请进内地来，给他们土地、粮食和官职，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这种策略叫做“以夷制夷”，听起来很巧妙，其实就像在自己家里养了一群能繁育后代、还带着刀枪的房客，过了两百年，南匈奴的人口翻了好几倍，军队也训练得差不多了，而汉朝中央却越来越衰弱，到了西晋八王之乱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刘渊干脆打起了“汉”的旗号造反，他不是外人，是早就混进朝廷体制的内部人。
唐朝犯过同样的错误，李世民打败突厥之后，温彦博提出建议，让突厥人迁到河套地区，封他们几个都督职位，表面上给予尊荣，实际上仍听从朝廷调遣，最初几年双方往来频繁，突厥贵族常到长安饮酒聚会，连打马球都变得熟练，可仅仅过了九年，颉利的旧部就反叛打到长安城下，李世民被迫改变策略，强行命令他们往南迁移，但这些人早已在当地扎根，骨咄禄借机拉起队伍，重建后突厥，持续困扰唐朝近百年，给予官职并不代表归顺，那些人真正想要的是实际地盘，不是虚有的名号。
1947年联合国通过181号决议，把巴勒斯坦的土地分成两份，犹太人拿到55%用来建国，阿拉伯人得到45%，那时犹太人口只占当地三分之一，却分到靠海的肥沃土地，阿拉伯人只能拿到山地和沙漠，更关键的是，这事从头到尾没问过本地阿拉伯人愿不愿意，这种做法就像东汉划分河套、唐朝设置都督府那样，外人做主，当地人只能接受，1948年以色列一宣布建国，战争立刻打响，阿拉伯人觉得这不是建国，而是抢走他们的土地。
三件事时间相差两千多年，但背后逻辑完全一致，决策者都想省钱省事，汉朝少派军队，唐朝显仁义，联合国想甩开责任，结果呢，给自治权就人口增多，武装变强，要求也升级，三步发展没一次例外，刘渊喊着复兴汉室，突厥贵族穿上唐朝官服，以色列提出民族自决，都是借用别人的话做自己的事，最关键的是没有人真正在乎土地本身，迁入的人最终不是要住在这里，而是要让这地方属于自己，原住民的土地权利从来没人认真算过账。
最近有学者翻看旧档案时发现，东汉把河套地区给了南匈奴，这块地方大约占了并州的三分之一，再看联合国181号决议里划给犹太国的领土占了百分之五十五，表面上数字不一样，但用比例来掩盖不公平的做法其实一模一样，无论是叫羁縻、托管还是分治，名字换了，本质却没变，都是靠行政命令硬塞人进去，指望这些人能够安分守己，却从来不解决到底谁说了算这个根本问题。
有人觉得古代人不懂得现代治理，其实不是这样，每次遇到麻烦事，人们总是下意识选择最省力的办法，哪怕知道以后可能留下问题，就像把房子借给朋友临时住，说好只是暂时落脚，结果他带着全家人搬进来，还动手装修挂上牌子，这时候你才发现，当初没有写清楚到期要搬走，也没有问过房东是否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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