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德国华人表示，“欧洲人讨厌中国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在街上看到一群人大声吵闹，那么不用怀疑，一定是中国人或者俄罗斯人”。
欧洲街头吵闹的群体，当然不只有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南欧游客、英美年轻人、足球迷、醉酒人群同样吵得不可开交。但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只有中国人”，而在于“为什么一提到吵闹、没边界感、无视公共规则，很多欧洲人会下意识联想到中国游客”。这种联想，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多年累积的经验和媒体叙事共同塑造出来的结果。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出境游人数爆炸式增长。从2000年不足千万，到疫情前的1.5亿人次，中国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国。量变带来质变，一方面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消费力和存在感，另一方面，也把国内一些并不被太当回事的日常行为习惯，原封不动地带到了高度强调公共秩序和私人边界的欧洲社会。
在国内，公共场所大声说话、电话外放、孩子跑跳喧闹，往往只是“热闹”“不拘小节”，很少会被严肃制止；在餐馆、景区、车站，这样的场面司空见惯，大家互相容忍，甚至觉得这是生活气息。
但在德国、瑞士、北欧、日本这类社会，公共空间的“安静权”是一种默认共识。你在地铁上打电话、在博物馆里大声聊天、在街头成群结队高声喧哗，很容易被视为不尊重他人，是一种越界行为。
问题是，很多中国游客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文化差异的存在。更多人是带着“我又没犯法”“他们太矫情”“外国人就是事多”的心态，继续按国内习惯行事。结果就是，一次次小冲突、一句句不满、一个个偷拍视频，被不断上传到社交媒体，最终变成“证据链”，强化了“某些中国人素质低、吵闹、不守规则”的刻板印象。
更糟糕的是极少数人的失范行为，会被无限放大，覆盖绝大多数安静、守序、低调的普通中国人。在欧洲生活或旅行的中国人中，大多数其实很注意形象，生怕给国家“丢脸”，尽量克制音量、遵守排队、尊重当地规则。但这些人是“看不见”的。因为他们不制造冲突，不上热搜，也不会被偷拍视频。真正留下记忆点的，永远是那几次不愉快的遭遇。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负面可得性偏差”。一次刺耳的吵闹，比十次安静更容易被记住；一段偷拍视频，比一百个文明游客更容易传播。当这种偏差和既有的对华偏见、意识形态叙事叠加，就会迅速固化为群体标签。
但如果只把问题归咎于“西方偏见”，那同样是一种逃避现实。偏见之所以能站得住脚，往往是因为现实中确实存在可被抓住的“把柄”。如果完全没有这些行为素材，刻板印象也很难长久维持。
那名德国华人的话之所以刺耳，是因为它戳中了一个不太愿意被正视的事实：在国际社会中，中国人的整体形象，并不完全由国家实力、外交话语或宏大叙事决定，而是由无数个普通人的日常行为一点点堆出来的。你在地铁里的一次外放视频，在博物馆里的一次大声说笑，在酒店走廊里的一次吵闹，可能对你来说只是随意的一刻，但对旁观者来说，就是他们对“中国人”印象的一次更新。
当然，把“欧洲人讨厌中国人”的原因简化为“吵闹”，本身就是不成立的。现实要复杂得多。地缘政治竞争、媒体长期负面报道、意识形态分歧、贸易摩擦、新冷战叙事，这些宏观因素，远比几个游客的音量问题更重要。即使所有中国游客都变得极度安静、文明、克制，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警惕和敌意也不可能因此消失。
但这并不意味着微观行为无关紧要。恰恰相反，在宏大叙事难以改变的背景下，普通人的日常表现，反而成了为数不多、仍然可控的变量。它改变不了世界格局，但能决定你个人、你所在群体，在具体情境中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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