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主总归是一件好事。但欧洲不应因此陷入民族主义的泥潭，而应从学校教育开始，切实演练并培养数字主权意识。
当第一批海底电缆在19世纪中叶铺设时，科学界尚不确定它们能否顺利抵达洋底。时至今日，困扰我们的不再是海洋的深度，而是数字世界的深渊。尽管新型电缆网络将整个世界紧密相连，但数据流动的权力天平却严重向美国倾斜。
数月来，政界人士为此频繁召开数字峰会，旨在提升欧盟的独立性。在此背景下，欧盟将即时通讯软件瓦茨普归类为超大规模平台，要求其必须遵守《数字服务法》中更为严格的规则，这无疑是积极的一步；同样值得肯定的，还有欧盟对社交媒体平台X启动的法律程序——该平台的人工智能模型“格罗克”曾生成真人的色情图像。
这两项措施都可被视为迈向所谓“数字主权”的步伐，尽管人们对于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仍感模糊。毕竟，对于政界、商界、民间社会团体以及个人而言，自主掌控数字技术意味着截然不同的诉求。
人们极度担忧出现“终止开关”式的全面断连——即如果来自美国的IT巨头服务突然在欧洲无法访问，我们将面临瘫痪的风险，而特朗普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下达此令的权力。
目前，我们在欧洲使用的云基础设施中，约有70%归属于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等美国供应商。欧盟必须摆脱这种对大型科技巨头的依赖，但这并不等同于要切断与美国的联系，我们无需陷入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
海底电缆之所以稳固，是因为它们由成束的光导纤维组成。同理，只有当多股力量汇聚时，数字主权才可能实现。这其中包括我们每一个个体、民间社会团体、企业、教育机构、媒体、政府部门等等。各方都必须为争取数字主权而努力，因为他们对这一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定义。
在俄罗斯，普京以一种极其“主权”的方式强迫公民使用克里姆林宫开发的应用程序，否则他们将无法上大学或注册车辆。在美国，政府同样以“主权”之名强迫抖音国际版与美国公司成立合资企业，紧接着用户便发现无法再在平台上讨论爱泼斯坦的相关话题，而批评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内容也遭到了限流。
对于个人而言，居家环境下的数字主权意味着：我有权决定我的数据存储在何处以及流向何方。正因如此，当我们的数据保护无法得到保障时，加入针对元公司及其他巨头的集体诉讼就显得尤为重要。但这还应包含另一层含义：我有权决定算法向我展示什么内容，以及平台用何种方式影响我。
这还应意味着，即便我使用某个平台，我仍有权拒绝那些可能诱发饮食失调或成瘾等心理疾病的有害机制。只有当立法者采取行动时，我们才能真正获得这些选择权。
能够做出此类决策，能够在数字空间中主权自主地行动，这些能力必须在学校教育阶段就着手培养。为此，学校自身必须在数字层面独立于大公司的程序，并向学生展示替代方案。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同样需要这种替代方案。然而现状是，欧洲至少有一半的行政管理部门仍在使用微软的服务。
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应当以此为契机，转而采用自由、开源且可定制的软件。在理想情况下，这将能避免类似荷兰可能发生的窘境：一家掌握着公民最敏感数据的企业，突然被出售给某家美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德国联邦政府甚至成立了一家名为“泽迪斯”的初创企业，旨在为德国企业和行政部门提供安全的软件解决方案。国际刑事法院目前也正在评估是否采用泽迪斯的程序，以便与微软“脱钩”。
人们担心会受到特朗普政府的制裁，同时也可能已经失去了信任——毕竟，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在2025年5月曾突然发现自己无法访问邮件。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目前在通往数字主权的道路上迈出了巨大的步伐，德国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也是如此。既然如此，其他联邦州为何不跟进？相反，一些执法机构偏偏将大笔资金和公民数据拱手送给“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帮凶”——帕兰提尔公司。
欧盟及其成员国必须转变思路。无论是在装备配置上，还是在如何促进社会层面的数字主权上，亦或是在立法层面，都需如此。《人工智能法案》和《数字服务法》并非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而是将技术塑造得更符合伦理、更人性化的工具。它们必须成为一件“保护层”，在这件外衣的庇护下，社会的每一股力量都能得到保全，从而最终实现数字主权。
约翰内斯·德罗斯多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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