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26年那会儿，冯玉祥领着兵马去外蒙古那边溜达了一趟。
这一趟不要紧，他记下的一组数字，足以让后来人听了心里直冒寒气。
根据他在当地搞的摸底，那些正当年的后生，也就是17岁到25岁这一波，染上“花柳病”（性病）的竟然占到了85%。
这是一个啥概念？
这么说吧，拉出十个膀大腰圆的壮小伙，能挑出两个囫囵个的都难。
那阵子，不少人觉得这是当地人“作风不正”、“日子过得烂”。
可冯玉祥毕竟是带兵打仗的主儿，他眼里的门道跟别人不一样。
这压根儿不是什么品德好坏的事儿，纯粹是道算术题。
这是满清朝廷掐着指头算计了两百年的老账，算到最后，直接算崩盘了。
要追根溯源，这笔账得从康熙爷那会儿开始翻。
清廷对待蒙古那边的路数，归根结底就俩字：求稳。
咋能让这帮当年横扫欧亚大陆的马背汉子老实呆着别造反？
紫禁城里给出的招数不是动刀动枪，而是盖庙。
朝廷那是下了血本推广喇嘛教，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家里只要有男娃，必须得送去当喇嘛。
只要披上袈裟，这就断了娶媳妇生娃的念想。
这招数在当时那就是摆在明面上的“套路”。
拿香火把人的野性磨没，借出家把人口数量给压住。
晃晃悠悠到了19世纪尾巴上，这套玩法的“战果”确实吓人，可局面也彻底搂不住了。
翻翻1929年的《边政月刊》，里面白纸黑字写着，内蒙随便一个旗里，三分之一的小伙子都进了庙门。
麻烦这就来了：大老爷们儿都跑去念经了，留下的姑娘们咋整？
这就硬生生逼出了一个畸形到极点的婚恋圈子。
寻常日子过的是一夫一妻，哪怕旧社会也顶多是一夫多妻。
可在当时的草原上，流行的是一女侍多夫，要不就是“露水夫妻”。
七八个打光棍的汉子围着一个女人转，或者一个女人被逼得在好几个男人堆里打转。
再加上从关内过来的当官的、当兵的、做买卖的，都没带家属，耐不住寂寞也只能找当地妇女搭伙过日子。
这张大网乱得像一团麻，恰恰成了梅毒和淋病最喜欢的温床。
最要命的一点是，那些本该六根清净的喇嘛，其实一点都不“净”。
早在1844年，法国有个传教士叫古伯察，去草原上一看就明白了，那里的喇嘛跟普通妇女的关系，那是相当随便。
赫定在库伦也瞧见了，和尚们压根儿不是关门念经，而是满大街溜达，跟老百姓混住在一起。
这哪是修身养性的庙宇啊，简直就是病毒的批发站。
照常理，有病就得看大夫。
可在这地界，又碰上了第二个解不开的死扣：迷信压倒了科学。
1933年的《华北防疫年报》里记了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绥远、张北、库伦这些地方的病人，染了病死活不肯打针，西药一口不吃。
他们心里头只认喇嘛。
喇嘛身兼二职，既念经又看病，可开出来的方子是啥呢？
老一套的藏医疗法，主料竟然是汞，也就是水银。
这玩意儿灌下去，性病一时半会儿要不了命，可水银中毒能让人慢慢在那儿熬着等死。
病号们还以为这是在“排毒”，实际上那是嫌命长，往绝路上赶。
你也不能全怪老百姓脑子不开窍，实在是因为整个社会的信任感都攥在喇嘛手心里。
就连当时草原上地位最高的活佛哲布尊丹巴，自己都染了一身严重的梅毒，鼻子都烂得不成样子。
你想想，连牧民眼里的“神”鼻子都烂了，他们还能信谁去？
当年清廷琢磨这套“减丁”的损招时，估计也没料到后果能惨烈成这样。
他们原本的算盘只是想削弱蒙古人打仗的本事，没成想差点把这个民族直接从地图上给抹平了。
蒙古人口早先大概有一千二百万，让这两百年的“宗教加性病”一顿折腾，到了清朝末年，剩下的人口连一半都不到。
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内蒙古有的地方，差不多两个人里就有一个带着梅毒，比例飙到了48%。
人越来越少，家散了，生下来的娃也是病病殃殃。
《剑桥中国晚清史》里有句话说得特别透彻：19世纪的朝廷是把蒙古攥得死死的，可代价是人口断崖式地往下掉。
不动刀，不屠城，光靠一套扭曲的制度，就让一个民族在享乐和病痛交织中一点点走向消亡。
冯玉祥当年瞅见的那个“85%”，哪是简简单单的医疗数字啊，分明是一个帝国为了自己坐稳江山，拿边疆的未来抵押出去的沉重账单。
这笔烂账，直到几十年后现代医疗体系强行介入，才算是勉勉强强给填平了。
信息来源：
法 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1844年）
冯玉祥：《冯玉祥日记》（1926年相关记载）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