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杨波，天津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北辰区“辰文故里非遗传承文化促进中心”的理事长。作为一位资深的“非遗人”，他深入挖掘非遗的“寻遗”经历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早在1992年，北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杨波被推举为文联下属的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会长，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关注和挖掘非遗。只是，那时候非遗这个名词还未出现，传承人们还都被称为民间文艺家或民间艺人。就在这样的契机之下，杨波开始系统性挖掘北辰区的非遗技艺，参与了很多非遗技艺的申报工作。
一辆自行车、一支笔、一个本子的“下乡”之路
记者：在早期走访中，有哪些非遗项目或传承人的故事最令您触动？请您分享一下当年难忘的“寻遗”经历？
杨波：早期的田野调查叫作“下乡”，现在看来那其实就是“寻遗”。那些年就是带一辆自行车，一支笔、一个本子，没有任何录制设备，我能做的只是用文字来记录和描述那些民间技艺与民间艺人。
那时，这些民间艺人和民间技艺并不像现在这样被全社会高度重视。还记得我进村到剪纸老艺人家中采访，那时的乡村是贫穷的，但是老艺人的豁达、沉稳与那份朴实令人记忆犹新。有一次为了一个线索，我从北辰区一路骑着自行车到了蓟县（现更名为蓟州）。为了收集北运河上的“号子”（小调），我坐在吊桥边的树荫下，听老人凭记忆哼唱“号子”，看他们表演运河纤夫当年拉纤的动作。这个过程是艰难的，要费尽周折才能找到一两个愿意和你沟通的老人。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安逸，到处都能看到聚集在一起的老人。但他们一旦打开了话匣子，眼睛就亮了，仿佛又回到了追着纤夫听他们唱小调的童年。可惜，没有录制设备，我又不是音乐专业，太多的内容只是过了耳瘾，那些记录也都随着生活的变迁而消失了。
记者：对于北辰区的非遗，您当年是如何开展摸底与挖掘的？遇到过哪些困难？在您看来，判断一个项目是否具备非遗价值，核心标准是什么？
杨波：我的初期摸底与挖掘工作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但那时可以说是民间个体行为。北辰区非遗工作系统性梳理和挖掘应该是区文化部门于2003年左右开始的，至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首次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这段时间应该是北辰区非遗系统性梳理、挖掘、建档的核心标志性阶段。
北辰区历来重视群众文化工作，因此保存了许多传承已久的民间艺术形式。尤其是北辰区民间艺术研究会改为北辰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后，我更有意识地系统开展建档工作，对会员的技艺进行整理归档。这使得许多民间文艺现象，顺理成章地转化为非遗工作目标。
现在看来，起始阶段还是比较顺利的，但到了深入挖掘与系统梳理阶段，困难就来了。首先在项目认定上，科学的归类本身需要一个认知和摸索的过程。早期，一些本应属于传统美术、传统医药类别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就曾被划入传统技艺中。
再有对于项目谱系的梳理，乡村里宗族观念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群体项目虽然表面上看似是属于某个村子的，但是其历史渊源很可能是某个家族或多个家族创始的，那么在传承谱系和传承人的认定上就要经过认真、反复的田野调查，有时为了实事求是地认定，会惹来很多争议。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有深厚的民间文艺知识、史志常识，又要熟悉农村习俗，从而去伪存真，做到公平公正。
非遗代表性项目的申报，需要阐述项目的名称、地理位置、分布范围、历史沿革、基本内容、实践方式、实践主体、主要特征、文化意义、社会功能等要素。这实际上是在综合评估一个“非遗现象”在历史、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的价值，同时一个硬性条件就是该项目传承的历史应至少追溯至百年或传承三代以上。这也是我评判项目的核心标准。此外，研究 “非遗现象”，一定要看该项目对相关区域和中华民族文化所具有的价值和影响。
规范申报是科学保护的开始
记者：非遗申报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在协助传承人申报非遗的过程中，您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您如何帮助他们梳理脉络、准备材料？
杨波：有人说，一个现象只要它符合非遗申报的条件，就应该即刻被认定，因为如果申报过程过长，这个现象就有可能消失。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申报这个过程的。因为通过申报，可以优化筛选，可以达到规范项目的目的，还能够通过统筹资源来加强项目的长效保护。如果你感觉这个现象或项目在等待申报的过程中会消亡，那就先及时地抢救、记录，留下文化基因。两者并不矛盾。
我协助传承人进行非遗申报实则是无奈之举。在从事相关工作最初的那几年，我所接触到的传承人，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阅读和理解能力以及动笔总结能力差，反观青年人又很难系统性把项目的基本内容和文化价值阐述清楚。况且申报所需拍摄的纪录片又有一定的镜头语言和技术展示要求。在这些硬性要求下，传承人不得不求助外界帮助。
非遗工作开展伊始，很多文化部门的干部都是主动肩负起帮助传承人申报的工作，即使纷繁复杂也任劳任怨。但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很多环境、条件以及工作理念从内到外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但很多传承人，尤其是一些乡村群体项目传承人和老年手工艺者，依然无法独立完成申报，因此协助申报工作依然存在。
每一次协助申报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历练过程。有时为了一个佐证，我会驱车百里采访调研。在协助某个项目申报时，偶然得知其创始人的后代还在，我会费尽周折亲自找到本人了解历史情况。很多非遗的研究需要涉及较为复杂的历史性问题，有时你费心费力去求证的事，传承人却并不认可，这也令人很无奈。
在申报过程中，很多传承人比较务实，会做不会说，那么申报文本的完成过程就会很繁杂，要根据申报人的口述来科学地推测和复原历史，同时，我们要查阅大量文献、寻找佐证材料，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撰写材料。撰写申报文本最忌讳加入凭空想象及杜撰，要聆听、要调查，不要肆意引导。我始终坚持出自我手的申报文本就是还原历史的文字记录，而不是一个剧本。
记者：您认为当前非遗传承面临的最大瓶颈是什么？对于年轻一代参与非遗传承，您有哪些期待或建议？
杨波：瓶颈是相对而言的。那些历来优秀的、传承有序的项目，只是在与过去的比较中，统计数据上出现了变化，而另一些非遗项目，瓶颈是期望值过高造成的。这里有从盲目井喷到良性循环的降热因素。
纵观当今，从各级文旅部门，到村居社区，对于非遗传承保护的意识和行动都在提高和加强，几乎到了人人知非遗的地步。所以我认为所谓的瓶颈并非指项目已到濒危地步，它的“貌似衰落”是传承端出现一定的问题，也就是说自身结构出了问题，那些自身素养较差、为了申报而申报的传承人势必要面临今天的态势。
再有，有些项目传承人群老龄化且无人继承，我们说这不是项目本身的问题，而是传承方式过于保守。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非遗保护工作，从追求数量和效率转向追求质量，这必然会淘汰鱼目混珠者。传承人的素养和态度，直接决定了非遗传承的成效。以北辰区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刘园祥音法鼓为例，年轻的继承者数量一度减少，主要传承人及时研究问题所在，改变传承方式，核心内容上该守的死守，可改的必改，适合年轻人的就大胆尝试，目前传承队伍相对稳定。
我们总是把目光聚集在年轻人本身，而忽略了影响年轻人的重要因素，也就是年轻人的父母。非遗传承群体缺少年轻人，而这个阻力有一大部分是来自年轻人的父母。我们常开玩笑说，你说服了“80后”，也就说服了祖孙三代人，因为方向盘在他们手中。
非遗要有意义，更要有意思
记者：成立“辰文故里非遗传承文化促进中心”的初衷是什么？如何通过社团力量助力传承人提升生存与发展能力？
杨波：在2017年前后，北辰区在申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前期，看准了把民间非遗实操经验和全区文化建设需求结合，从而打造民间非遗组织会是一个亮点，所以，以北辰区文旅局为指导单位，以全区非遗传承人为参与者，由我牵头在北辰区民政局注册成立了“辰文故里非遗传承文化促进中心”。
“辰文故里非遗传承文化促进中心”承接在非遗保护、文化惠民等活动中的非遗普查、建档、展演、进校园、进社区等服务内容，使工作更贴合实际、更易被群众接受。中心通过政府协调的场地打造先农非遗小院，申报红色研学基地，邀请传承人入驻和举办讲座，为他们提供收入来源；为传承人策划非遗展演、市集、文创展等活动，联动北辰区文化馆、图书馆、社区文化站，让传承人的作品和技艺得以展演展示；利用新媒体、研学体验等形式，帮助传承人打造个人IP（知识产权），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招募非遗志愿者、高校学生、民间文艺家，组建非遗服务志愿队伍，为非遗展演、传承活动提供人力支持；对接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为北辰非遗项目提供建档、研究、创新等专业支持，提升北辰非遗保护的专业性和科学性。
记者：您一直强调“非遗需要被当代看见”。在创新表达、跨界融合方面，您有哪些具体尝试或设想？
杨波：我们综合多项非遗项目打造舞台剧《非遗印象秀》，以“非遗里的非遗”形式让丰氏民间绘画传承人把29个非遗项目绘制进年画，在社区创建了京津冀非遗联合展演品牌“运河之春”，促成刘园祥音法鼓接手红桥濒危的高跷项目落地北辰，完成了《口述北辰非遗》《口述刘园祥音法鼓》《刘园祥音法鼓曲谱漫谈》三部著作，等等。
记者：如何让年轻人不仅觉得非遗“有意义”，更觉得“有意思”？
杨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爱好者甚至传承人。以北辰王氏泥塑、长荣制鞋技艺和一些高跷项目为例，他们通过加强设计、融入研学、引进技法等多种形式的创新实践，让绣花鞋的外在造型更贴近年轻人，让泥塑的文化意义藏在趣味体验里，让高跷队伍中的年轻队员打自己喜欢的棒法。
这几个北辰非遗项目的创新，其实就是看准了年轻人对非遗项目的审美适配、体验需求和情绪共鸣。他们的革新并没有为了迎合年轻人而丢掉非遗的本真，反而让北辰本土的非遗项目通过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活”了起来。值得说明的是，这些创新并未将非遗变成“网红打卡点”的临时场景，而是让年轻人在喜欢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感受到文化底蕴。这并非捧着非遗去迎合年轻人，而是“我改变方式，吸引你走到我面前来”。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