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池县100个人里头，只有2个识字，华池县更惨，200人才能找出1个会写自己名字的，这就是陕甘宁边区成立前的真实状况。
95万人口的地方，小学加起来不到20所，中学只有延安和绥德两个县才有。
那时候读书是富人家孩子的专利，普通农民连想都不敢想。
边区成立之后，情况开始变了。
当时的领导层把扫除文盲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他们想得很清楚，农民不识字，抗战的道理就讲不通，民主的意识就建立不起来。
要改变一个地方的面貌，得先改变人的脑子。
从"睁眼瞎"到读书人
1938年，边区出台了《小学教育制度暂行条例草案》。
这个政策有个特别的地方，免费上学不说，还专门照顾女娃娃和穷人家的孩子。
到了1940年，又来了个更狠的，《陕甘宁边区实施普及教育暂行条例》规定7到13岁的娃娃必须入学。
你没看错，是强制性的。
本来想着光靠政府办学肯定不够，后来发现老百姓自己也有积极性。
1944年推出"民办公助"的法子，米脂高家沟、延安杨家湾这些村子都办起了自己的小学。
政府给点支持，村民出力，学校就这么建起来了。
更有意思的是"小先生制"，小学生白天在学校学，晚上回家教爹妈、教邻居。
一个娃娃能带动一家人，一家人能影响一片人。
这招真管用，成本低效果好。
冬天农闲的时候，夜校、冬学就开起来了。
识字组、读报组、墙报黑板报，形式多得很。
课程内容也实在，教珠算、农业技术、医药卫生知识，还讲选举制度。
农民一看，这些东西学了真能用上，"读书误工""识字无用"的老观念慢慢就被打破了。
如此看来，边区的教育政策抓住了两个关键点。
一个是"不脱离生产"，冬天学夏天种地，不耽误农活。
另一个是内容接地气，教的都是农民用得着的东西。
这两条做到了，老百姓自然愿意学。
唱戏比开会管用
教育解决识字问题，文艺就负责改变思想。
边区的做法很聪明，不搞那些农民听不懂的大道理，而是用秦腔、秧歌、民歌、花鼓这些老百姓爱看的形式。
当时成立了好几个剧团，秦腔剧民众剧团、烽火剧团、抗战剧团、七七剧团、农村剧校，演的剧目都跟老百姓生活有关。
《一条路》《回关东》《好男儿》讲抗战救国，《十二把镰刀》《夫妻开荒》《减租》说生产生活。
有个机关负责人说过一句话，"演戏一天，胜于我们工作一月。"这话不夸张。
人民抗日剧社演《亡国恨》的时候，台下观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有人气得直跺脚。
群众的反馈也很直接，"耍的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事情。"
情景剧这种形式，比单纯讲道理要真切得多。
你跟农民说抗战的重要性，他可能听不进去。
但演一出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的戏，他马上就明白了。
这就是文艺的力量，能把抽象的道理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故事。
更让人意外的是，农民自己也开始搞创作了。
劳动诗人孙万福写的诗在边区到处流传，移民英雄冯云鹏编移民歌曲，农民刘志仁创作了《救国公粮》《自卫军放哨》这些剧本。
秧歌扭出新天地
最典型的例子是李增正，这人原本是个文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参加了边区的扫盲班之后，居然成了革命诗人，还给《东方红》写了词。
从"睁眼瞎子"到诗人，这个跨度有多大可想而知。
李增正的转变不是个例，边区的教育文艺工作，就是要把农民从"睁眼瞎子"变成有文化、有觉悟的新人。
老百姓以前自嘲说自己是"睁眼瞎"，后来变成"不能再让子孙受害"的觉悟。
"天寒地冻把书念，花开水暖务庄农"成了常态。
农民的心态变化，最直观的体现在对教育的态度上。
以前觉得"人有了饭吃就行"，现在是"人有了饭吃，都想识几个字"。
这个转变看着简单，实际上是价值观的彻底重塑。
抗战救国的思想也深入到了农村，"抗战卫国、民族至上"不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农民从闭塞落后的状态里走出来，主动参与抗战支援。
有人送粮食送物资，嘴里还说"这是咱们的一点小意思"。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这个变化意义重大。
妇女也能顶半边天
妇女地位的改变更值得说道，旧社会里，妇女被看作"如蛆虫一般的存在"，地位低到尘埃里。
边区的教育文艺工作给了妇女接受教育、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慢慢地，妇女开始有了自我认知。
"这是我们妇女出了头的世界"，这句话说出了多少妇女的心声。
她们不再只是待在家里做饭带娃，而是参加春耕、放哨盘查、看护伤员，妻子送丈夫、母亲送儿子上战场。
谢觉哉当时评价说，"没有二万二千五百万女同胞参加，战争彻底胜利将不可能。"这话说得在理。
妇女占了边区人口的一半，她们的觉醒和参与，直接关系到抗战的成败。
从"蛆虫"到"半边天"，这个转变靠的就是教育和文艺工作。
妇女识了字，看了戏，思想就开了窍。
她们发现自己不是附属品，也能为国家做贡献。
这种自我认知的觉醒，比任何政策都管用。
历史留下的启示
边区的教育文艺工作，影响远不止当时。
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体系，很多理念都能追溯到延安时期。
"不脱离生产""寓教于乐""民办公助"这些做法，后来被推广到全国。
其他根据地也在搞类似的工作，但陕甘宁边区的经验最系统、最成功。
晋察冀、晋绥这些地方也办冬学、搞文艺演出，但规模和影响力比不上边区。
边区的做法后来成了样板，各地都在学习借鉴。
说到底，边区的成功在于抓住了农民的真实需求。
教育不耽误农活，内容贴近生活。
文艺不讲大道理，用老百姓喜欢的形式。
这两条做到了，农民自然愿意参与，思想自然会转变。
当代乡村教育振兴，其实也能从边区经验里找到启发。
怎么让教育不脱离农村实际？怎么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知识？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值得思考。
边区用了几年时间，把文盲遍地的"文化荒漠"变成了"文化绿洲"。
农民不光识了字，更重要的是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念被重塑了。
民族意识、民主意识在农村扎下了根。
这段历史证明，教育是改变民众心态、凝聚民族力量的根本途径。
边区的教育文艺工作，为后来的革命胜利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个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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