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刺客华克之：刺汪未刺蒋，延安被拒后封神，蒙冤24年仍守初心|延安|民国刺客华克之|潘汉年

1998年的北京寒冬，一场连热搜都上不了的低调葬礼，悄悄送走了一位96岁的老头儿。老头儿名叫张建良，讣告写得比白开水还淡，没履历没头衔，往来吊唁的人屈指可数，任谁看都是个普通老人，走完了平凡又平淡的一生。

可没人知道，这具裹着普通寿衣的躯体里，藏着一个能让蒋介石跳脚、戴笠抓狂、汪精卫噩梦缠身的灵魂。他是民国史上最传奇的刺客，一手策划了震惊全国的六中全会刺杀案；他是隐蔽战线的天花板，凭一己之力撬动蒋汪日三方格局，没费一兵一卒就为新四军弄来大批军火；他更是个认死理的信徒，被毛主席当面拒绝留在延安，却把那句劝诫刻进骨子里，守着誓言熬过二十四年牢狱，到死都没忘自己是谁。

这人的真名，叫华克之。比起“张建良”这个平淡的化名，“华克之”三个字，在民国的暗夜里，曾是让反动势力闻风丧胆的惊雷。今天咱们不按套路讲故事，不从头掰扯他的出生，就从那场最出圈的刺杀案说起，看看这个从刀尖上走下来的狠人，到底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与坚守。

1935年11月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热闹得像赶大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正在召开，一百多个中央委员排着队，等着拍集体照，蒋介石作为军委主席，按理说必须站C位——这也是华克之等人筹谋了整整一年的“猎杀时刻”。

那会儿的华克之，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保送金陵大学、21岁就当上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的青年才俊了。1927年四一二政变，雨花台上血流成河，他眼睁睁看着并肩作战的共产党朋友，一个个被老蒋的人抓去枪杀，宛希俨、萧楚女这些熟悉的名字，没多久就变成了冰冷的墓碑。老蒋三次派人来劝降，高官厚禄堆到眼前，相当于现在的年薪百万加升职加薪，他愣是一次都没松口，换来的就是三次入狱，刑讯室里皮鞭抽、棍子打，骨头断了好几根，他也没说一句软话。

出狱后他就撂下话，不跟老蒋玩虚的了，常规操作根本动不了这个刽子手，只能来硬的——刺杀。他跑到上海，租了间法租界的小楼，取名“危楼”，自称“危楼楼主”，意思就是自己这条命，早就悬在刀尖上了。在这里，他遇上了“暗杀大王”王亚樵，俩人一见如故，都是恨透了老蒋的主儿。王亚樵不光帮他筹钱、找人手，还给他做媒，介绍了同样有胆有识的尹粹琳，俩人成了伉俪，尹粹琳也一直默默支持他的反蒋事业。

为了刺杀老蒋，华克之玩起了“潜伏”，化名胡云卿，装成华侨富商，在南京开了家“晨光通讯社”，表面上是搞新闻的，背地里全是刺杀小分队的核心成员。枪法超准、胆识过人的孙凤鸣，就是他挑中的“执行者”，俩人一个总指挥，一个扣扳机，把每一个细节都推演了上百遍，就等一个能近距离接触老蒋的机会。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邪门得很。那天上午9点35分，合影都拍完了，委员们纷纷转身往台阶上走，老蒋愣是没露面——估计是提前嗅到了危险，躲在楼上不敢下来。孙凤鸣当场就懵了，这机会千载难逢，错过这一次，再想靠近老蒋，比登天还难。

电光火石之间，他做了个破釜沉舟的决定：改杀汪精卫。“打倒卖国贼！”一声怒吼划破平静，三发子弹精准射出，分别打中汪精卫的左眼外侧、左臂和后背，汪精卫应声倒地，现场瞬间乱成一锅粥，张学良都冲上去搏斗，孙凤鸣最后被汪精卫的卫士开枪击中，当场牺牲。

更戏剧性的还在后面，孙凤鸣刚倒下，老蒋就从楼上跑了下来，脸白得跟纸一样，连站都快站不稳了。汪精卫的老婆陈碧君当场就炸了，指着老蒋的鼻子破口大骂，说就是他派来的杀手，不然为啥合影就他不在场。这话问得老蒋哑口无言，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整个国民党高层，瞬间人心惶惶。

华克之早早就安排好了退路，刺杀一得手，他就提前撤离，逃过了一劫。可他的兄弟们就没那么幸运了，晨光通讯社的人全被抓了，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被残忍杀害，陈惘子、张玉华等工作人员，也都死在了戴笠的特务手里。戴笠气得暴跳如雷，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华克之，悬赏金额从5万大洋涨到10万大洋——搁当年，这钱能在南京买十几套院子，放在现在，妥妥的千万级悬赏，可见老蒋是真被他逼疯了。

1936年冬天，躲在香港的华克之，干脆直接发表文章，公开承认刺杀目标是老蒋，汪精卫只是临时顶替的，就是要明着气老蒋。老蒋看到文章后，气得差点把办公桌掀了，可华克之藏得太深，戴笠抓了好几年，连他一根头发丝都没摸到。

可没人知道，表面上意气风发的华克之，心里早就乱成了一团麻。他在香港躲了一年多，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一闭眼，就是兄弟们惨死的模样。他开始琢磨，自己花了一年时间筹备，死了那么多兄弟，就只伤了一个汪精卫，老蒋还活蹦乱跳，国民党还在继续镇压进步人士，这种单打独斗的办法，成本太高，回报太少，根本行不通。

他就像一只迷路的猛兽，空有一身戾气和本事，却找不到正确的方向。思来想去，他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救中国，才能彻底推翻老蒋的反动统治。1937年4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他辗转千里，终于来到了延安——这个他心中的“希望之地”。

他满心欢喜，以为自己这么有勇气，敢跟老蒋硬刚，还策划了刺杀案，只要见到毛主席，说出自己的想法，就能留在延安，进抗大或者陕北公学学习，跟着共产党继续干革命，说不定还能混个一官半职，继续跟老蒋斗到底。

5月4号下午，他终于在窑洞里见到了毛主席。窑洞里光线昏暗，毛主席点了一支烟，安安静静地听他把自己的经历说完，从青年时期的理想，到四一二政变的绝望，再到刺杀案的筹备与失败，华克之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委屈，仿佛要把这几年积压的所有情绪，都一股脑倒出来。

可他万万没想到，毛主席听完之后，没有表扬他的勇气，也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反而直接摇了摇头，语气平静却坚定：“你不宜待在中共控制的区域内。”

这句话，就像一盆冰水，兜头浇在华克之的头上，他当场就傻了，杵在原地一动不动，眼睛瞪得大大的，满脸都是不敢置信。他想不通，自己真心实意来投奔，掏心掏肺说出自己的想法，为啥会被当场拒绝？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是不是共产党不认可他的做法。

毛主席没有跟他绕弯子，也没有批评他刺杀的对错，只是慢悠悠地跟他说，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再强大，也推翻不了罪恶的旧社会。这话一下子就点透了华克之，他仔细一想，可不是嘛，自己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死了那么多兄弟，就只伤了一个汪精卫，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说白了，就是瞎忙活。

更关键的是，那时候国共正在谈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起步，正是需要团结一切力量的时候。华克之是老蒋悬赏10万大洋的通缉犯，要是留在延安，老蒋肯定会大做文章，到处造谣，说共产党包庇刺客、破坏统一战线，到时候纠缠不清，得不偿失，反而会影响抗日大局。

华克之不是不明事理的人，听完毛主席的话，他瞬间就想通了，心里的委屈和疑惑，也一下子烟消云散。他这才明白，毛主席不是不收他，而是给他安排了更重要的任务——回华南去，做延安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这些国民党左派大佬之间的联络人。

毛主席看得清清楚楚，华克之身上最值钱的，从来不是他的枪法，也不是他的勇气，而是他在国民党圈子里的人脉，是他和那些反蒋人士的交情——这些东西，延安任何一个老资格的革命者，都替代不了。

临走之前，华克之在毛主席面前，立下了一辈子的誓言：“党有差遣，克之生死从之，一无选择，万死不辞。”他还主动提出了“七不”：不怕死、不怠工、不撒谎、不贪财、不埋怨组织、不讨价还价、不泄密。这七条誓言，不是随口说说，他用自己的一辈子，实实在在地守住了。

那一晚的长谈，就像给华克之“换了个脑子”。他不再是那个迷信用拳头解决问题、只懂单打独斗的刺客，而是变成了一个懂得运筹帷幄、四两拨千斤的战略特工。他后来回忆起这一晚，总说，自己这辈子最巅峰的时刻，不是在南京策划刺杀案的那一刻，也不是在隐蔽战线立下奇功的那一刻，而是在延安被毛主席“轰走”的那一晚——就是从那天起，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路，真正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

1938年秋天，华克之在香港见到了廖承志和潘汉年。廖承志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戳中了他的心底：“我们已经把你当作同志，才决定和你会面的。多少年来，你一直在打个人游击战，费力不讨好，我们希望你归队。”

就这一句话，让这个在刀尖上滚了十几年、从来没掉过眼泪的狠人，当场红了眼眶，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漂泊了这么久，终于找到了归属感，终于有人认可他的付出，终于有人懂他的初心。

1939年底，经廖承志和潘汉年介绍，华克之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正式进入潘汉年的情报系统，化名张建良，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隐蔽战线生涯。要是说以前的华克之，是“野路子”刺客，那加入共产党之后的他，就是“正规军”封神，每一次操作，都堪称教科书级别。

最经典的，就是他搞定大汉奸周佛海的那回。要是搁以前，华克之估计早就琢磨着，在周佛海的车队路线上埋地雷，或者找机会直接下手暗杀了。可这一次，他手里捏的不是炸药包，也不是手枪，而是周佛海的软肋——孝顺。

华克之把功课做得分外足，他摸清了，周佛海的老娘被军统扣着，老太太在里面遭了不少罪，周佛海虽然是个汉奸，坏事做尽，但对自己的老娘，却是实打实的孝顺，这也是他最大的软肋。

华克之找到周佛海的心腹，端起茶杯，不紧不慢地扔出一句话：“蒋介石连自个儿的恩师廖仲恺都能卖，你还指望他对你主子讲孝道？等你主子没用了，他和他老娘，没一个能好下场。”

这话太毒了，也太准了。周佛海这种人，你骂他是汉奸，他根本不在乎；你跟他讲大道理，他也听不进去。但他最怕的，就是老蒋翻脸不认人，最怕自己和老娘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华克之就是抓住了这一点，主打一个精准拿捏，比现在的心理咨询师还懂人心。

这么一来，周佛海彻底慌了，也彻底被华克之拿捏住了。华克之的好友任庵，再借着和周佛海的交情，把华克之介绍进了周家。从此以后，华克之就成了周佛海公馆的座上客，周佛海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是他和老蒋、和日本人的秘密勾结，都被华克之看得一清二楚，掌握得明明白白。

1945年初春，任庵弄到了一份绝密情报：老蒋密令周佛海担任“京沪保安副总司令”，让他收编、整编京沪各地的伪军，暗地里培养力量，以备将来对付共产党。华克之拿到情报后，没敢有一丝一毫的耽误，立马就把情报发往了延安。

中共中央拿到情报后，很快就在报纸上公开揭露了这件事，把老蒋、日本人、汪精卫三方暗中勾结、狼狈为奸的内幕，全给抖了出来。老蒋一下子就陷入了被动，在政治上丢尽了脸面，走到哪儿都被人指责，灰头土脸的，有苦说不出。这一波操作，华克之没费一兵一卒，就给老蒋来了个致命一击，主打一个“攻心为上”，比刺杀还解气。

更绝的是1945年秋天，日本投降之后的那档子事。那时候，日军的军火库里，还堆着大批的武器弹药，新四军急需这批物资，可怎么把这批军火弄到手，成了一个大难题——硬抢肯定不行，日军虽然投降了，但还有不少残余势力，硬闯就是送死；谈判也不行，日军根本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把军火交出来。

就在大家都犯难的时候，华克之站了出来，唱了一出“空城计”，胆子大得吓人。他把自己打扮成国民党中将，穿一身笔挺的军装，大摇大摆地去拜访日军军火库的负责人冈田，装成是奉何应钦的密令，来接收军火仓库的。

这活儿，简直就是在刀尖上跳舞，稍微露出一点破绽，当场就得交代在那儿。但华克之吃准了冈田的心思：日本已经投降了，大势已去，这些日本军官，最怕的就是战后被清算，最怕自己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他们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找一条活路。

为了把戏演全套，华克之故意把自己的公文包，“不小心”落在了冈田的眼皮子底下。冈田心里好奇，又不敢明着看，趁华克之不注意，偷偷翻开了公文包，里面赫然放着一份伪造的“蒋委员长手谕”。这份手谕，是华克之当场写的，他在国民党圈子里混了那么久，模仿老蒋的笔迹，早就练得炉火纯青，搁现在，就是顶级仿妆博主级别的，冈田根本没看出来破绽。

手谕上的内容，才是最关键的——上面暗示了，只要冈田乖乖合作，交出军火，就会给他优待，不会追究他的战争罪责，还能给他一条活路。冈田看到手谕后，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当场就松了口，主动提出，拿军火换条活路。

就这么着，540箱TNT炸药、194挺机枪，没费一兵一卒，没开一枪一炮，就被顺利运到了新四军手里。新四军军部收到军火后，专门发了嘉奖电，上面写着：“炸药已试验，性能极好，可供江南、江北使用两三年。”可想而知，这批军火，给新四军帮了多大的忙。

还有那个名声在外的“地图行动”，更是把华克之的智谋，展现得淋漓尽致。1948年初，解放战争打得如火如荼，解放军急需一整套长江流域的军用地图——这玩意儿，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机密中的机密，看得比眼珠子还紧，防守严密得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想要弄到手，难如登天。

华克之主动请缨，潜入南京，通过自己的旧关系，几经周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从敌人的国防部二厅，弄到了部分军用地图。可弄到地图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怎么把地图从南京运出去——南京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关卡，盘查得特别严，只要被查到，不光地图会被没收，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

华克之脑子一转，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利用“国际法的空子”和“人性的贪婪”。他盯上了某个中立国的驻华使馆，二战期间，中立国的外交邮袋，享有豁免权，谁也不敢查，谁也不敢动，这就是最好的“运输通道”。

可人家外交官，凭啥帮你运这种违禁品？华克之也不绕弯子，直接拿出两根金条，往桌子上一拍。小领事看到金条后，立马就把自己的原则抛到了脑后，当场就答应了，把地图裹在样品里，以外交邮袋的名义，顺顺利利地寄了出去。

而那个负责看管地图库的国防部二厅科长程志锐，还在那儿吹牛，说自己看管的地图库，防守严密，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根本不用担心地图会被偷走。他哪知道，自己的老师陈光彬——也是华克之的老哥们儿，仅仅是因为在酒桌上贪了几杯茅台，喝多了，就给华克之留出了下手的空档。只能说，人性的贪婪，终究是最大的破绽。

从南京刺杀案的血溅五步，到后来隐蔽战线的运筹帷幄，华克之彻底完成了蜕变，从一个靠武力解决问题的“侠客”，变成了一个靠脑子战斗的“隐蔽战线大师”。他用自己的智谋，一次次在刀尖上跳舞，一次次为共产党立下奇功，践行着自己在延安立下的誓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华克之以为，自己这一辈子的漂泊和战斗，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他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安享晚年了。可命运就是这么残酷，又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把他再次拖入了深渊。

1955年春天，华克之突然被召回北京。5月21日，他正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病，还躺在病床上，就被人直接押送进了牢房，罪名是“内奸”“反革命”。而这一切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的直接领导潘汉年被捕了，他受到了牵连，被当成了潘汉年的“二号黑干将”。

华克之彻底懵了，他想不通，自己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背叛过组织，从来没有背叛过共产党。他当初为什么要反蒋、刺蒋？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在隐蔽战线奋斗十几年？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把日本军火库的炸药和机枪，运到新四军手里？为什么要冒着杀头的风险，窃取国民党的军用地图？

他更想不通，潘汉年要是“内奸”，为什么会不顾老蒋10万大洋的悬赏，跟他并肩战斗十几年？为什么会一直信任他、重用他？可他又不能怀疑组织，不能怀疑党中央的决定，这种矛盾和委屈，像一把尖刀，日夜撕扯着他的心，让他痛苦到了极点。

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了，再也承受不住这种无尽的委屈和折磨，抓起一根筷子，狠狠戳向自己的眼睛，眼球都掉了出来。经过医生的紧急抢救，眼睛虽然保住了，但他的右眼，几乎彻底失明，落下了终身残疾。

从1955年到1965年，整整十年，华克之被关在秦城监狱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1965年，他被判刑11年，刑满释放后，又被押送到徐州，进行监督改造。可命运的打击，并没有就此停止，1966年，文革爆发，他再次被批斗、被毒打，再次被关进了监狱。

这一关，就是二十四年。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四年？最宝贵的年华，最安稳的岁月，他全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可就算身处绝境，就算受尽折磨，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在狱中，他凭着自己的记忆，写下了近50万字的《卅年实录》，还有上千首诗词，把自己从1925年到1955年的所有活动、所有人事交往，全都一字一句地写了下来，把自己一颗赤诚的心，完完整整地交给党和人民审查。

他在书中写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一句话，就是他一辈子的写照，不求名利，不求回报，只求坚守自己的信仰，只求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那些为了革命牺牲的兄弟们。

1979年，华克之找到了廖承志，在廖承志的帮助下，他终于得以平反昭雪。公安部重新作出结论：“华克之同志建国前在潘汉年领导下，在敌后屡次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党的事业卓有贡献。”

这一刻，压在他心头二十四年的巨石，终于落了地，他的冤屈，终于得以洗刷。这一年，他已经77岁了，头发早已花白，右眼也几乎失明，可当他听到平反的消息时，还是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这眼泪，是委屈的泪，是解脱的泪，更是坚守的泪。

1998年1月7日，96岁的华克之，在北京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他这一辈子，用过几十个化名，扮过十几种身份，商贩、记者、哲学教授、茶商、国民党中将、华侨巨商……每一个身份，他都演得滴水不漏，每一个角色，他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很多人都说，做特工最难的，是演谁像谁，是隐藏自己的身份。可在华克之看来，最难的，是在无数个假面具底下，还能记得自己原本是谁，还能坚守自己的初心和信仰。他做到了，一辈子都做到了。

他在延安立下的“七不誓言”，每一条都刻进了骨子里。1948年，组织上考虑到他功劳太大，潘汉年提议给他加点奖金，改善一下生活，可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最后，只拿了一样东西——一本盖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印章的笔记本。在他眼里，这个红印章，比当年老蒋悬赏他的那十万大洋，比任何名利富贵，都要珍贵得多，分量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