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正卡在一个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面临着一场没法回避的算账时刻。
这本账簿的左边，写着必须推进的市场经济改革。
这步棋要是不走，大批国企就得关门大吉。
那时候的日子有多难过？
三个大窟窿摆在那，怎么堵都漏风。
头一个大坑是乱铺摊子。
有些地方为了政绩好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上项目，结果厂房盖起来了，东西造出来没人要，机器全在那儿晒太阳。
再一个是家底太破。
多少年没换过的老设备，那是出了名的“大胃王”，吃进去的是金山银山，吐出来的是破铜烂铁，效率低得吓人。
还有一个就是人实在太多了。
那些老资格的国企，光是给退休老职工发生活费、报销医药费，就能切走管理费用的一半蛋糕。
有人扒拉算盘算过，有的厂子就算裁掉一半人，机器照样转，产量一点不带少的。
这笔账算到最后，摆在面前的路就两条：要么不改，大家一起玩完；要么改，但肯定得有人做出牺牲。
这么一来，那场浩浩荡荡的“下岗潮”就来了。
曾经那句“以厂为家”成了老黄历，无数原本捧着“铁饭碗”的老大哥，一夜之间没了着落。
在经济学家看来，这叫优胜劣汰，是规律。
可在一个人的眼里，这笔账绝不能这么个算法。
这人就是杨成武。
那年头，他早就退到了二线，挂帅担任中国促老会的会长。
当听说老工人们不得不离开工厂的消息时，这位在战场上滚了一辈子的老将军，甩出了这么一句沉甸甸的话：
“让那些给国家流过汗、出过力的工人们下岗，让他们自生自灭，我这心里头，一万个不同意。”
这话听着是感情用事，可你要是翻翻杨成武的老底，就明白他心里的那杆秤是怎么挂的。
1995年，正赶上抗战胜利五十周年。
大同电视台的一帮人跑到北京采访杨成武，原本说好了就聊十分钟。
谁知道，这一聊就刹不住车，半个多小时过去了，直到旁边的参谋怕老将军身体吃不消，硬是把采访给掐断了才算完。
对着镜头，杨成武眼眶红了：“灵丘那个地方，就是我的第二个家。”
咋就对这片土地爱得这么深？
因为当年的那笔账，是用命去填的。
把日历翻回到抗日战争那会儿。
平型关战役，那可是全中国眼珠子都盯着的一仗。
林彪和聂荣臻给杨成武带的115师独立团下了一道死命令：把涞源通往灵丘和广灵的路给我掐断，绝不能让鬼子的援兵过去。
命令只有一句话，分量却重得吓人：“你们要是挡不住敌人的援兵，平型关这一仗，胜负谁也不敢打包票。”
当时手里是啥家底？
杨成武后来跟人念叨：“每个人手里也就三颗‘边区造’的手榴弹，有的战士扛的还是老掉牙的汉阳造，脚底下穿的是草鞋。”
就凭这身行头，要硬刚武装到牙齿的板垣征四郎师团。
这简直就是一场拿命去赌的局。
面对好几倍于自己的鬼子，才二十多岁的杨成武，稳得像块石头。
在指挥所里，他发出的每一道指令，都快准狠。
最后的结果大伙都清楚：那个不可一世的日军师团被打趴下了，所谓的“不可战胜”的神话也就此破灭。
杨成武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仗能打赢，靠的是战士们的血肉之躯，靠的是老区乡亲们的死命支持。
聂荣臻夸他是“模范团政委”，毛主席在毛尔盖的时候，甚至把自己碗里的饭省下来给他吃。
这些光环背后，其实全是老区人民推着独轮车、抬着担架换来的。
所以，当时光转到九十年代，看着那些曾经拿命支持过革命的老区百姓、曾经为国家建设流过大汗的工人日子不好过，杨成武在椅子上坐不住了。
他明白改革是大势所趋，但他认死理：不能让老实人吃哑巴亏。
既然国家财政手头紧，那他就自己赤膊上阵。
1996年，消息传到耳朵里：山西革命老区情况不妙，老乡们连口像样的水都喝不上。
他二话不说，干了两件实事：
第一，刷脸卡。
凭着自己的老面子，到处找相关部门“化缘”，给老区拉资金。
第二，掏腰包。
他自己带头，还发动促老协会的那帮老伙计捐钱捐物。
钱凑齐了，直接拉到老区修水窖。
水龙头一出水，老百姓的心也就踏实了。
除了水，他还盯着孩子们的书桌和脚下的路。
在促老会的碰头会上，他拍着桌子说：“这事儿火烧眉毛，等不得！”
为了兑现这句话，他拖着一把老骨头，满中国的老区跑。
回到老家闽西，他专门挑那些最穷、最偏的地方钻。
在他的一手推动下，机场跑道铺好了，汽车站盖起来了，大路小路都通了。
一座座希望小学从泥地里长出来，一个个水电站转了起来。
晚年的杨成武，对自己那是抠门到了家。
平时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可只要是为了老区，为了那些当年跟着党闹革命、后来搞建设的乡亲们，他花钱就像流水一样，眼都不眨。
回过头来看，杨成武这一辈子，其实一直在打“阻击战”。
十五岁那是少年意气，跟着红军走长征，带着红四团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那是给革命杀出一条血路。
在抗日战场上死磕鬼子援兵，那是为了整个民族能活下去。
到了晚年，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的贫困和落差，他又一次站了出来。
这一回，他要阻击的敌人叫“贫困”，他要死守的阵地叫“人心”。
对于这位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老兵来说，让老百姓过上舒坦日子，是他心里永远没法销账的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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