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施政的日常生活过得静逸舒适。不过，他二十八岁时娶的日本妻子铃子在抗战胜利前一年，因患肺结核而殁。
铃子不曾生育，两人在1932年收养了一个四岁女孩儿，取名施铃子。
今年已经芳龄二十一岁的施铃子前年考入复旦大学，现在是大三学生，寄宿住校，每两周回家一次。
施政原先雇佣了一个娘姨料理一应家务，解放后辞退了。他是一个可以做好各种事情的人，在女儿看来，他做的饭菜、收拾的家务要比娘姨高出两个档次，而且看上去并不需花费多少时间。
一般情况下，施政早晨起来，漱洗后，先在自家的天井里打太极拳，然后去附近的法华镇溜达，在镇上几家够档次的面馆点心店轮流用餐，茶馆却是从未进去过。
早餐后，轮流去镇上东南西北四个名园散步，回家后沏上一壶香茗，阅读当天的报纸。
午餐后小憩片刻，阅读古籍或者外文书，然后出门溜达，买回当天的英文版《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供晚上阅读。
后来，这两份由英美外商办的报纸分别于1956年3月31日、1953年6月30日停刊。
特案组侦查员确定施政为对象后，立即前去走访，但未曾惊动辖区派出所。
24日下午四点，焦允俊三人按照药业公会提供的地址，直接前往法华镇杨宅路施政住所。
他们敲门无人应声，邻居听见敲门声出来查看，告知说施先生出门溜达，过一会儿才能回来。侦查员只好在附近等候，当时，三人谁也没想到会出事。
转眼一个小时过去，施政还是没有返回，焦允俊就让谭弦去向邻居打听施先生平时出门的习惯，都做些什么。
邻居告知:
做些什么我们没有交流过，不过这个时间段，有时正好在外面遇到施先生，看到他在报摊上买报纸，每天他回家时手里都是拿着两份外文报纸的；有时报纸来得晚，他就在报摊前等候。
焦允俊一听说道:
看来今天的报纸来得有点晚，咱们干脆去报摊看看。
可是，来到报摊却没见施政。一问摊主，他说:
今天的外文报纸四点出头就到了，施先生已经买过刚走。
那么，施政买了报纸去哪里了呢？侦查员猜测他可能临时要买什么东西，如果是这样，此刻他应该已经回家。
上海街头报摊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于是，侦查员又回到杨宅路，可是施宅依旧大门紧闭。
邻居听见侦查员敲门，赶忙出来说道:
同志你们还不知道啊，施先生出事啦！
原来，侦查员离开才几分钟，杨宅路上有从法华镇回来的居民就在传播一条新闻，说施先生在路上好好走着，忽然从后面开来一辆摩托车，“嘭”的一下把他撞飞到人行道上，紧接着，那辆摩托车就逃走了。
焦允俊听后惊呼一声:
“不对！”
立即拔腿就往法华镇方向去，孙慎言、谭弦两个紧紧尾随。在路上，谭弦轻声问孙慎言：
“难道是谋害?”
孙俱言一向寡言，这当儿还不清楚情况，不好发表意见，但从他的表情来看，应该认同谭弦的猜测。
应该说，特案组最年轻的侦查员谭弦的这个猜测很准确，施政遭遇的车祸确实是有人蓄意制造。
黄浦区北京东路上有一家毫不起眼的电器修理小铺，打出的招牌是“开福电器修理店”，专门修理和出售电话机。
店主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名叫叶万成，浙江吴兴人氏。
叶万成自幼头脑灵活，眼珠子一转就是一个主意，十五岁那年上初中二年级时暑假到上海走亲戚，独自到外滩游玩，竞敢用有限的英语跟洋人搭汕。
很巧的是，那洋人是公共租界电话局的工程师，不知怎么觉得这少年不错，于是就问叶是否有兴趣到电话局做学徒学技术。
叶万成一听立马答应，当场跪下给人家磕头，口称“恩公”。
十八岁，他满师后成为电话局最年轻的一名可以独立操作的技工，不久，叶万成就结识了同乡徐恩曾。
徐恩曾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科长兼调査科科长，这个调査科就是后来的“中统”。
当时，徐恩曾经常在沪策划指挥一应特务活动，需要在电话局发展关系，有人向他推荐了叶万成。
徐恩曾得知叶是冋乡，而且他是认识叶万成之父、开油酱店的叶千莲，就将叶发展为关系。
从那时起，叶万成开始成为“中统”的运用人员。
如果，他当时多生一个心眼，向徐恩曾提出要求正式加入“中统”的话，到解放前夕，他肯定就是“中统”的老资格特工，再不济也该是上校军衔。
上海电话局总机接线员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可是，当时“中统”特务的待遇不及电话局技工，况且他作为运用人员可以多拿一份收入（“关系”津贴），所以放弃了这个机会。
就这样，叶万成给“中统”一干就是数年，拿着两份收入，日子过得不是一般的滋润。不过，抗战爆发之后他却走了麦城。
日军占领上海后，“中统”、“军统”都有大批潜伏人员跟日寇和汪伪76号打起了特工战，更需要像叶万成这样身处要害岗位的关系。
所以，他除了继续为“中统”效力，还被“军统”拉拢，甚至还被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发展为关系。
后来，叶万成因贪钱竟然把“中统”的情报出卖给汪伪，于是，其三面间谍的身份暴露，徐恩曾大怒，下达了密裁令。他消息灵通，立奔“七十六号”投效，真正当了一名汉奸。
抗战胜利后，叶万成被捕。原本据说是要判死刑，其年迈老父向徐恩曾求情，徐当时虽说已被蒋介石解除“中统”局长之职，但话仍说得上，叶万成免得一死。
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法院于1946年6月判处叶万成十七年徒刑。十七年是重刑，而且这种汉奸犯在解放后通常都是按照国民党法院的判决继续服刑，有的甚至还会被加刑。
如果叶万成在提篮桥监狱服完刑期的话，要到“文革”已经开始才能出狱。
可是，叶万成一到监狱就给徐恩曾写信，希望法外开恩。没有回音，他就不停地写，最多时一个星期寄出十封信。
不知是这些信起了作用，还是其他原因（主要应该是与形势有关），过了两年不到，1948年5月，叶万成竟然被开释出狱。
那天，突然来了两个人，出示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中统”在1947年4月至1949年初使用的名称）的证件和公文，就把叶万成给带走了，没有办理任何手续。
不久，上海北京路上就出现了一家专门修理电话机以及附属设备、器件的“开福电器修理店”，店主就是叶万成。
这个变故，只有叶万成自己说得清楚。被捕后他交代说:
“中统”（1947年后称“党员通讯局”，1949年2月改名为“内政部调査局”，但一般仍习惯称为“中统”。本文沿袭此称谓）派人来将其接出监狱是有条件的，让他在北京路开电器修理店长期潜伏，不管今后局势如何，都不露声色地待着，具体干什么活动，需要时有人会向他下达指令。
这是“中统”给叶万成的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否则，他清楚接下来只有“暴病而殁”一条路，通知家属去领回尸体就是。
据有关档案资料显示，上海解放前一年内，“中统”、“军统”（当时已改称“国防部保密局”）用在社会上搜罗曾与这两大特务机构建立过关系的人员的形式，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镇江发展潜伏特务一千三百余名，叶万成就是其中之一。
这种对象，具有严重的不可靠性，大多数并非特务组织的正式成员，只是让其以合法职业为掩护，按时发给津贴，如执行任务，则另发活动经费以及相应器材。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特务机构，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上司，只要对上暗号，对方所说的内容就是命令。
在长三角地区，这种特务分子被称为“独脚蟹”。
由此看来，北湖先生确实不是凡品，不但中共方面对他大感兴趣，已经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对他也颇为关注，其目光投向此公的时间甚至比中共方面还早两个月。
1949年9月下旬一个阴雨绵绵的傍晚，忙完一天正准备下班的叶万成突然接到电话，一个操淮北口音的低沉男声向他下达了自出狱开店以来的第一个指令：
注意寻访如此这般一个人，此人曾系汪逆（国民党对汉奸汪精卫的称谓）的私人顾问，一旦访得信息，应即往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那株最粗的大树上留下一菱形记号。
这桩活儿不但没有活动经费，而且操作难度颇大，因为有关这个目标的情况少而又少，不过，对于北湖的籍贯倒是有说法的，说是祖籍嘉兴，出身也有说法“系殷实富户”。
叶万成虽说是搞情报的资深特工，但如果将其从事这一行的真实情况亮明，真正的情报特工听着没准儿就会笑歪嘴，传到情报专家北湖先生耳朵里，被气死也有可能。
因为，叶万成从来没有接受过一天情报特务的技能培训，所谓收集情报无非就是靠工作和技术之便偷听电话，记下内容。
后来，他被“七十六号”招收进去，干的也是老本行，不过换了种方式，在行动特工的保护下，爬电线杆窃听指定对象的通话，或者花钱收买原电话局的老同事，让他们相帮窃听。
叶万成还曾根据日本上海特高课的指令，偷偷从目标家的电话线上连接出隐蔽的支线，通到路旁租居的民房中，供“七十六号”特务日夜轮班窃听。
由此可见，此刻上司让叶万成寻找北湖的下落，显然是勉为其难之举。
据我方推测，台湾特务机构寻找北湖的目的是从他那里获取历史情报，分析牵涉到的我方人员以及曾经为我方做过工作的非中共人士，制造貌似真实的“历史问题”，破坏解放后中共必定会进行的审干运动，或离间，或策反，或转移我方视线。
据估计，敌特方面己经察知或者预判我方肯定会寻访北湖，所以，若把北湖控制在他们手里，也是对我方这一意图的牵制，以达到破坏审干、保护潜伏特务的目的。
北湖如向我方提供历史情报，必将会使一些潜伏特务暴露，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敌特方面访査北湖的下落，不仅仅指派叶万成一人，他不过是若干进行此项刺探活动的人员之一。
果然，叶万成在东奔西窜日夜忙碌了将近两个月之后，再次接到那个淮北口音上司的电话，告诉他目标可能在上海滩做过医药行业的掮客，要求他进行针对这方面的剌探。
很显然，这是上司从其他特务那里获得的信息。
之所以指定叶万成刺探此事，乃是因为他以前在电话局当修理技工时跟证券交易所非常熟悉，证券交易所的业务离不开电话，当时通信技术落后，电话机故障频发，交易时间一旦发生故障，需争分夺秒处理。
所以，交易所必须跟电话局方面搞好关系，其中包括上门修理的技工。
叶万成经常往交易所跑，结识了一些交易所的经纪人，还通过他们认识了不少各行各业有实力的老板，其中包括医药行业。
现在，上司要求他利用这个优势进行刺探。叶万成没有其他选择，只有遵命照办。
上海广慈医院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也是巧合，11月23日下午，他去广慈医院看望结拜弟兄江恒心的老父江钧健，江钧健从事医药掮客多年，叶万成此举顺带了解一下，看江老先生那里是否有北湖的线索。
那天，他去得早了一些，尚未到医院规定的探望时间，就在医院对面的咖啡馆等候。
叶万成中午应酬一个生意上的朋友，多喝了点儿酒，此刻在暖洋洋的咖啡馆中坐着，耳畔是轻柔的音乐，不觉就打起了瞌睡。
蒙昽中，听见另一侧厢座里有人说话，初时没有注意，忽然几个字眼钻进耳朵，立马一个激灵惊醒过来！
说话的两位，就是市药业公会那个专为寻访北湖而组建的工作小组成员，他们特地前来广慈医院向住院的江钧健老先生了解情况。
这俩人有介绍信，不受医院探视时间的限制，所以提前进入见到江钧健明。
说明来意后，老先生稍一沉思，提供了一个疑似对象，就是住在法华区杨宅路的施政。
那二位是从药业公会下面的基层会员店临时抽调的店员，热情有加，但是经验不足。
初次出马就査访到了线索，兴奋之下，俩人离开医院后没有立刻返回公会交差，而是进咖啡馆喝咖啡，一边喝一边就说起了刚才的收获。
哪知隔墙有耳，恰恰被邻座的叶万成听见。
可以想象，叶万成当时的那股高兴劲儿，当下不进医院，立刻返回北京路自己的店铺，用密写药水写了一封信，投入附近马路上的邮筒。
当时的平信处理速度要比如今快，这封密信当晚就寄到了上峰指定的本市联络点。
史料记载，民国前期，上海中心城区的邮局一天最多要投递十次信件，初解放时邮局沿袭此风，但因人手不足，后改为三次。
次日上午九点多，叶万成接到一个淮北口音的上峰电话，说经査杨宅路确有施政其人，符合寻访目标的特征，其有早晚外出溜达的习惯，指令叶万成在今明两天内设法对其实施袭击。
不过，只能造成点儿伤害，不能要了对方的命。叶万成原以为打听到目标的下落就算是完成任务，哪知还有往下的活儿。
他想说这不是情报特工应该干的，该指派行动特工去，但不敢冒犯上司，像他这样的“独脚蟹”，如果上司对他失去了兴趣，只要向公安局寄一封匿名信就能毁了他。
于是，他只好忍气吞声答应下来。但他并不认识目标，要求宽限时间。
上峰说:
不认识没关系，已经把他的照片寄往你店里了，中午前肯定可以收到。
中午的时候，邮差果然送来了一封平信，里面有一张施政的照片。
叶万成寻思这桩活儿是逃不掉，想来想去，他决定利用自己擅长驾驶摩托车（以前在电话局做修理技工时，基本都是以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优势，把施政撞伤就是。
这就是施政进遇车祸的原因，特案组侦査员对此产生了怀疑，决定以车祸为切人点进行调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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