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长和集团在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的经营不合法，几乎同一时间，李嘉诚方面罕见地强硬发声，香港《大公报》称这是“司法献媚”。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商业纠纷了，更像是公开撕毁合同、把商业问题变成安全、政治化的示范。
1997年，长和通过国际竞标获得了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的特许经营权；2021年，巴拿马前总统按照程序批准了续约，手续公开、文件齐全，项目已经稳定运营了很多年。这套制度在国际商界可以称得上是典范。现在忽然翻案，说“违宪”、程序有问题、审计有问题，理由很多，落实到合同上就只有两个字：作废。
李嘉诚方面态度非常直接，这违背了契约精神，法律逻辑前后矛盾，也不符合正常的司法判断。港口二十多年里实打实地投入了资金，进行了设备更新、流程改进、吞吐量提高，税收、就业、配套设施一项项都可以对上账。如今一句“违宪”就让一切都归零了，这不是法律上的不同意见，而是信用上的全面破产。
最扎眼的是巴尔博亚位于太平洋口，克里斯托弗位于大西洋口，一东一西掌握了运河近四成的集装箱流量，堪称全球航运门锁。谁把控住节奏，谁就成为掌门人，贸易无法绕开，军事调动也无法绕开。运转顺畅、效率提高的时候，战略属性就会被放大。
因此，当门闩“不掌握在某些人的手中”，敏感度上升，商业变得安全，合同变得政治化，司法被推上台当工具。类似的桥段并不陌生，从澳大利亚达尔文港、欧洲某国的半导体资产一直到今天巴拿马口岸，路径越来越熟练。前脚联合军演以“保护运河安全”为由，后脚审计指控出现，紧接着法院介入，一步接一步。
港口资产正在推进出售谈判，长和打算引入国际财团，中远海运也在备选名单上。一但出现这个名称，气氛就骤然改变，路线也急转，司法随之掉向，合同说变就变。《大公报》用词毫不客气，认为此举不是查错而是清场，即问题存不存在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既定的结果；如果能不经过公开竞价就重新取得控制权，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短期之内可以用来应付政治上的压力，长期来看投资者会记账。合同执行了二十多年，续签程序已经走完，却在最后关头卡住了，第二天又要改规则。这不是利润高还是低的问题，而是钱能不能安全度过第三个五年，风险评估很简单，依法办事、重合同、守信用。
李嘉诚这次发声比较少见，原因也不难想明白，企业能够承受住市场的波动以及周期的变换，但是却不能够承受契约被随意地撕毁。企业做的是计划，如果司法总是结果导向，那么所有的计划就变成了赌运气。更何况这次是两洋门户的运营权，规模越大，传递出来的负面信号就越强烈。
此事并不仅限于香港媒体，中国外交部门的态度是克制而清晰的，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一定要得到保障，必要的行动也不会缺席。这不是情绪，而是底线和信号，如果不坚守，类似的场景就会越来越多。今天是港口，明天有可能是电网、通信、稀缺矿权，跨国投资不是施舍，价值链再长也得有可以预期的法治锚点。
巴拿马有自己的难处：国内政治博弈、外部压力、经济波动，样样都不轻，但是越是风高浪急的时候，也不能用司法来做挡箭牌。司法可以纠错，但是不能背锅；一旦成为站队的工具，这个国家最宝贵的资产信用，就要比货币贬值得快得多。
对香港企业和内地企业来说，此案件就是一面警钟，能不去的地方不要硬闯；无法评估的政治风险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做国际化的时候不能只看市场容量和汇率曲线，还要把“可预期的司法”写进风控清单。长和的资产被引入财团、安排转手的途径被阻断了，接下来不管是走国际仲裁，还是通过双边渠道交涉，都不会是短时间内的博弈。
契约可以有争议，不能随便，司法可以纠偏，不能媚上。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不是靠宣传片撑起来的，而是靠一份份按时履行的合同、一次次说到做到的判决撑起来的，巴拿马今天撕掉的是表面上的合同，明天丢掉的，就是更无形但代价更大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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