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以文章取人的社会，会把读书人踩在靠不住的位置？北方铁骑踏入中原，带来的不仅是兵戎相见，更是一场关于知识与权力的新秩序。耶律楚材跨越战火来到成吉思汗面前，用文治之策触动蒙古统治者的神经。他为人机敏，不仅替大汗治理户口、厘定税制，也力主恢复儒学与选官制度。可现实是残酷的：从金朝覆灭到元仁宗重启科举，整整七十九年光阴过去了，许多中原士子早已流离失所，文化的脉络被撕裂，身份尊卑被重新排队。
1238年，耶律楚材推动的一次“戊戌选试”给了被掳或落入奴籍的儒生一线生机：通过考试有望脱离奴籍，获得免役优待，甚至可被授官。这本该是一剂强心针，实际上只是半途而废的尝试。选士的制度短暂恢复了一些人的命运，却没能建立起持久可依的升迁通道。于是“儒户”这一新名目出现，既有保护意味，也带有圈养性，读书人免了苛役，仍被钉在社会的下层。
蒙古入主中原，对文化的取舍并非一刀切。他们敬天，尊崇能够沟通神灵的宗教人物，佛道两家得到优待，僧道可免赋役；对儒学却多有冷淡。况且民族政治又把人分成等级：蒙古、色目、汉、南人四等。科举恢复之争在朝野上演，声浪此起彼伏。有人说科举是维系历代治道的根基；有人则把它视为空谈纸上谈兵，甚至把宋朝的覆灭归咎于儒生的偏执。众说纷纭，朝廷难以拿定主意。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实务派如许衡深受赏识，重视天文、历算、律学等“实学”，与固守章句的儒生意见不合。一次廷议中，忽必烈打断辩论：治国依赖可用之才，不是念书念得多就等于国之栋梁。
尽管忽必烈向汉制靠拢，频繁征召能人。科举的讨论一直到他死依旧悬而未决。终于，1313年（皇庆二年），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这是久旱逢甘霖，天下读书人振臂高呼的时刻。考场再开，许多人从市井、乡间赶来，梦想凭一纸状元翻身。张养浩等人为考场秉公执法，又劝宽容，认为废置多年，应当用宽松方式重启。考生成绩公布，官员免去谢礼，形象颇佳。可新的体制并未将旧弊彻底拔除，制度中的民族歧视像毒瘤一样埋下。
科举重开后最具问题的地方，在于“四等人”名额分配。会试设有左右榜、四等人分卷，录取名额极为有限。所谓四等，首为蒙古，次为色目，其后三为归附于北方的汉人，末为原南宋辖下的南人。南人学识多，人数大，卻在名额上与蒙古人并列；更让人火冒三丈的是，蒙古、色目人的考试科目较轻松。公平何在？人心何以服？当民族成了晋升的门槛，士子的仕途便被人为钳制。
制度之外，是随时可见的轻蔑与嘲弄。有人把儒生列为“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中的第九等，把读书人置于妓女之下，乞丐之上。这样的轻视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当时官场用人倾向与社会氛围共同酿成的。统计数据也能说明问题：元代共开科十六次，科举入选的会试中选者仅一千二百名；进士出身在文官中只占极少比例，整体占比不过4.3%，能够升至省部级的进士不过二十余人。数字背后，是一代人的才华被压缩成了偶尔点亮的微光。
政治斗争更让科举命运多舛。1335年前后，极端排汉的权臣伯颜掌权，公开反对汉文化，提出废止科举。朝堂上的忠言与反对在权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许有壬等支持科举的官员据理力争，却难敌权臣的意志。科举一度再被取消，许多人为之绝望。权力轮替之后，脱脱等人出手扳倒伯颜，1340年科举再次恢复。一直到1365年，元朝即将崩溃时，科举仍按程式举行：士子们穿越战火，沿海道赴京应试，把希望寄托在那座考场上。
在这段历史里，许多人既是参与者也是受害者。一些读书人放弃功名，归隐山林，成为拒绝同流合污的“隐士”。王冕是其中典型。少年时代曾考场失利，他把遭遇转为一种生活的选择：耕读自适，侍奉母亲，笑傲乡间，被后世记为高洁之士。有人说他傻，有人称他清高。到底是逃避，还是坚持本心？在一个礼乐殆毁的年代，选择以诗酒田园慰平生的灵魂，也是一种反抗。
对后世而言，元代的科举既有继承，又有扭曲。它把宋、金的考试制式揉合，但在民族等级与权力分配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科举能否真正成为社会流动的渠道，不在规制本身，而在于统治者如何看待知识的价值。制度再美，也敌不过偏见与利益的筛选；考场再公，也改不了身份标签固化的命运。可即便如此，许多士子仍不放弃这条路，把它看作通往体面与尊严的最后一条路。这就是人的韧性：在风雨中仍抬头望向那一束灯光。
一个时代能够让读书人沦为娼妓之下，首先是政治的短视与权力的傲慢；其次是文化认同的断裂。若想防止历史重演，应让知识不再成为某些人手中的筹码，而是真正为国家与社会所用。读书人的尊严，不该由权贵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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