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美好的，你真的这样认为吗？”
这是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电影《薄荷糖》中，萦绕男主人公一生的追问。
今天，李沧东已经是享誉国际的电影大师，创作出《薄荷糖》《绿洲》《燃烧》等兼具现实批判与诗性关怀的影史经典，斩获威尼斯影展最佳导演奖、亚洲电影最佳导演奖、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等众多重磅奖项。
| 李沧东电影《薄荷糖》
时间倒回至1980年代， 彼时初入文坛的青年小说家李沧东，也已在其短篇小说《下雪的日子》中，发出过与《薄荷糖》类似的诘问：
“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只知道憎恨这个世界呢？”
从文坛新人到世界级导演，痛苦与怀疑几乎贯穿了李沧东所有的创作。自1987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烧纸》以来，他始终以“猛士”般的赤诚与勇敢，直视痛苦，直视现实世界的至暗与丑陋，也刻画身处其中的人——他们如何对抗痛苦，如何在苦楚里仍不放弃追寻良善与美丽。
1954年，李沧东出生于韩国大邱。家境贫困，加上父亲的左翼身份，使他在保守氛围浓厚的故乡度过异常艰难的童年。从五岁起，他就深信“人生是地狱”。
孤独的少年时代，文学成为他珍贵的礼物，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带给他难得的慰藉。
| 韩国导演、作家李沧东
历经三次落榜，他考入韩国庆北大学国语教育系，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并在执教期间开始创作小说。他的首部作品《战利品》便诞生于这一时期。
1983年，这篇将笔触对准“光州运动”，以多重时空跳转的蒙太奇手法描绘抗争青年四散飘零、坠入庸常生活的伤痛故事，入选《东亚日报》的“新春文艺”，作家李沧东由此正式登上文坛。
此后，李沧东又陆续创作了《为了大家的安全》《火与灰》《烧纸》《空房子》等十一部短篇小说，并于1987年结集为《烧纸》首次出版。
| 新版《烧纸》李沧东限量印签
有趣的是，与他的电影代表作《薄荷糖》的倒叙手法遥相呼应，在小说集《烧纸》中，李沧东的首作《战利品》也被置于全书之末。
而今时隔40多年，李沧东又重新修订了这个故事，并在新版《烧纸》“作者的话”中做了说明：
“首作《战利品》写于光州民主化运动被掩盖为国家秘密的时期，因此小说里出现的校内示威以及与光州有关的部分没有加以关键性的描写，只是通过暗示来处理。 这样说来，我也算是进行了自我审查。 然而近来在海外翻译出版，我感觉描写不完整的示威部分难以被外国读者理解，于是补充了当年删去的部分，同时也更新到了这次的国内修订版。 对我来说，这的确是时隔近四十年首次完成的复原，难免感怀良多。”
1990年代，李沧东的第二部小说集《鹿川有许多粪》问世。作品延续了《烧纸》中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和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切叩问，并于1992年荣获韩国日报创作文学奖。
| 2025年韩版《鹿川有许多粪》
不久之后，受导演朴光洙之邀，李沧东创作了电影剧本《想去那座岛》，并担任该片副导演，从此正式跨入电影界。
1997年，李沧东执导的首部电影《绿鱼》上映。随后《薄荷糖》与《绿洲》接连问世，与《绿鱼》共同构成了“绿色三部曲”，奠定了他作为现实主义电影大师的地位。
2003年，李沧东被任命为韩国文化观光部部长。尽管任期仅十六个月，但他在任内积极倾听民间声音，并推动了一系列电影制度改革，致力于革新韩国电影生态。
这种对社会历史语境的敏感，在《烧纸》的最新修订版中也可见一斑——例如，他将初版中某处“美国电影”的表述改为了“好莱坞电影”。这一看似闲笔的改动，却非常具体地挑明了好莱坞电影及其文化对当时韩国社会的深切影响。
在李沧东看来，“造梦”的好莱坞电影讲述的是远离生活的故事，会让观众逐渐忘记现实；而他希望自己的电影能提供一种平衡——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更深刻地凝视现实。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他始终在追问：如何在作品中诚实地呈现现实？
1980年代韩国经历的工业化与民主化剧变，是小说集《烧纸》不可回避的现实背景。其中最避无可避的社会事件，当属光州事件。
李沧东曾在采访中回忆自己亲身经历的“光州”：大学四年级时，因停课封校，他借宿同学家通宵玩花牌。由于信息封锁，许久之后他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我在玩花牌的时候，那边发生了大屠杀，跟我同龄的人为了民主化做出了牺牲，我们却在玩乐。”
这份深植于记忆的愧疚与共犯感，于无形中渗入他的小说。
“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承诺都死了。”在《战利品》中，作家借人物之口，如同念悼词般说道：“来啊，庆祝我们的共犯。”
| 埋葬光州运动罹难者的墓园
正如韩国评论家禹灿济所说：“他将现存的问题抛在我们面前，提醒我们，我们所有人都是造成这些问题状况的共犯。因此，我们阅读李沧东的小说，也就成了一种带着反思性的共犯意识参与其中，探究其根源的反省仪式。”
也有读者写道：“我无时无刻不感到李沧东饱含情绪，他的作品母题几乎都是忧郁或者愧疚，失落者喑哑的呐喊，或超越作者阶级的内疚，像一枚浸满泪水的云，在现代东亚光鲜城市上空一挤就流下酸涩的汁来。”
除了《战利品》直接书写光州运动，《为了大家的安全》里大巴车的目的地亦是光州；《火与灰》结尾，那位“没有在坠落，而是向上，穿透死亡在上升”的首尔大学的学生，同样逝于1980年的5月。
而《烧纸》《祭母》《绳》等篇，则刻画了在朝鲜战争、赤色阴影及南北分裂背景下，历史伤痕如何渗入普通韩国家庭的日常；《做梦的骡子》《为了超级明星》《空房子》更多聚焦于韩国急速工业化进程中，普通个体在城市化与资本洪流下的身份迷失与精神困境。
书中收录的11篇故事，仿佛11场逼真到令人头皮发麻的电影。那些为东亚社会所共享的，从个人到集体层面的痛苦、疏离、背叛与恐惧，如火与灰般不断地从这些故事的地表冲出。
在小说《舞》中，年轻的妻子是个“每天都活得像战争一样的女人”。她渴望逃离十坪米的出租屋，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因而节俭到从来不抹口红，坚决不度假、不下馆子吃饭，连自动售货机里的汽水也嫌贵，对每一分钱都斤斤计较。她在贫穷的生活里小心翼翼地压抑着瑟缩着，几近病态，性魅力与年轻的荷尔蒙几乎完全枯萎。
然而正是这样的妻子，某天竟在黑暗的房间里披头散发，疯狂地跳起舞来。
“究竟是什么，像魔法咒语似的打开了她沉重而坚固的门闩，释放出了囚禁在她内心深处的自我呢？”
这一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影《燃烧》中那段夕阳下的裸舞。贫富差距、阶层壁垒，以及年轻人心中无处释放的压抑与愤怒……这些都让电影《燃烧》成了小说《舞》的某种延迟性互文。
| 李沧东电影《燃烧》
而当故事中的夫妇外出归来，发现家中遭窃而惊慌失措时，小说家李沧东又陡然赋予情节一个荒诞的转折——原来家里什么也没丢：
“是啊，我们一无所有。小偷来了都没的偷，贫穷的事实像戏剧性的复仇，意想不到地让人痛快。……像结束漫长而艰难的战斗之后庆祝胜利的原始人，他和妻子一起，在小偷洗劫过后惨不忍睹的废墟上兴致勃勃地跳舞。”
李沧东成功地将小说家创造性的自我意识与电影导演的影像自觉融为一体。无怪乎影评界会普遍认为“文学的唤醒”是李沧东电影的重要特质，他是当之无愧的“作家型导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作家李沧东，就没有导演李沧东。而他的首部小说集《烧纸》，正是他所有电影创作的源头。
在小说《火与灰》里，李沧东写道：“她大概并不知道，每到春天准时盛开的一朵花的残忍。不只是一朵花，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残忍的。”
而在电影《诗》中，李沧东将身体更深地投向世界的残忍暗面，也更直接地回应了阿多诺的经典命题——“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2004年，韩国密阳市发生了一起十余名少年性侵一名少女的集体性暴力事件。李沧东以此真实案件为起点，拍摄了《诗》这部电影，试图通过一位濒临失智的老妇人美子的努力，找到某种救赎的希望。而这希望，竟是一种名为“诗”的东西。美子试图寻找能让人写出诗的真正的美，却不得不直面自己的外孙就是性侵犯的肮脏现实。
| 李沧东电影《诗》
“在现实的污秽与痛苦中，如何寻得真正的美？这种美又有何意义？”李沧东坦言，这是他作为作家、作为导演从未停止自问的本质问题：“我所创作的艺术，能为对抗这世界的绝对不幸或人性之恶做些什么？又该如何去寻找真正的美？”
电影里，诗人在诗歌课上说：“在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看。”
电影里，倒行的火车最终将时间带回二十年前的秋天。那时的男人尚且天真，初次与恋人相识，喜欢用照相机将美好的事物定格。他侧躺于春日的草丛中，望着阳光，流下眼泪。
电影里，日头照进暗屋的光斑会变作白鸽与蝴蝶，幻想的大象和墙上的绿洲会带无力之人飞越由“健全人”打造的“疯人院”——什么也囚禁不了那勃勃的天真与生命力。
| 李沧东电影《绿洲》
电影外，李沧东在导演手记中写：“电影应当如实呈现出我们如洗碗槽般的日常生活，好让观众自己去寻找‘真正的美好’。如果那种美好确实存在的话。”
电影外，此刻若你细看，或许会发现在《烧纸》的封面中央，正有数只蚂蚁从故事中显形——它们正在白色凝石纸构成的静谧雪原上，踽踽空游，微小，却也自由。
当你展开书籍的内封，凛冽的风雪正向你扑来——那是《下雪的日子》里的大雪，再度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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