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58年夏天，北京的天热得厉害。
陈郁坐在中南海的一间屋子里，汗水顺着鬓角滑下来。
他刚从煤炭部的会议室出来，手里还拿着一份关于井下采煤技术改进的文件。
可眼前这场见面，和他手头的工作，毫无关系。
“广东同志指名要你。”这句话是周恩来说的。
很平静，但分量很重。
陈郁一时没说话。
他不是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广东情况复杂，经济底子薄，地缘敏感，干部队伍也不太稳定。
去广东，等于从中央正部级位置下放地方，而且是挑最难的摊子接。
周恩来看出他的犹豫，声音放缓了一些：“我舍不得你走。
但毛主席也批准了。
你在那边有群众基础，而且，他们真的是点了你的名。”
陈郁点点头，站起来，紧紧握住了总理的手。
那一刻他没说太多，只说了一句：“我听组织安排。”
说起来，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被调离”了。
1931年，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当时在党内会上写过一份《申明书》，对当时中央的左倾路线提出质疑。
结果很快就被安排去了苏联，名义上是学习，实际是边缘化。
到了苏联没几年，他因为“严重警告”被送去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
整整六年，工厂、宿舍、食堂三点一线，手上的老茧一层压一层。
可他没抱怨。
反而在那个寒冷的地方，成了大家口中的“彼得同志”——一个干活顶用、技术好、从不多话的“红色工人”。
那时候很多人都以为他回不来了。
1939年冬天，任弼时在莫斯科偶然翻到一份信，是陈郁写的第十二封，前十一封都石沉大海。
这封信里，他没埋怨一句，只是请求恢复组织关系，想回国参加抗战。
信被送到周恩来手里，很快就有了回应。
第二年2月，陈郁回到了延安。
那会儿的他，头发花白了不少，比实际年龄老很多，但干起事来，照样一口气能走几十里山路。
抗战结束后，他被派到东北。
一穷二白的地方，布匹都得靠手工纺，人吃饭要凭粮票。
他照样干，一边修煤矿一边建学校，白天下井，晚上开会，工人们说他“是个真懂行的”。
1950年，他成了新中国第一任燃料工业部部长。
全国煤炭年产量1400万吨，石油基本是空白，电力更不用说。
他自己住在简易楼里，办公室常年开着地图和矿产分布图。
有人笑他“像个地质队长”，他只说了一句：“国家需要这个。”
北京矿业学院就是在这时候建起来的。
他担任第一任院长，连实验室的风机都是他亲自联系工厂做的。
有人提议削减教育经费，他当场拍桌子：“你们这是杀鸡取卵！”
所以，当1958年他被调去广东，很多人都觉得“太可惜了”。
可他没这么看。
他知道，那是另一个战场。
到了广东，他没急着开大会，而是一个县一个县跑。
他去潮汕，去湛江，去珠三角的鱼米之乡，鞋子总是沾着泥。
别人说他是“省长”，他却常说：“我不是来坐办公室的。”
他提议创办出口商品交易会，把广州做成对外窗口。
那时候中国刚刚起步，外贸几乎是零。
他说：“不能总想着别人来找我们，要学会自己走出去。”
1963年，香港闹干旱，水源告急。
全港几乎瘫痪，几十万人一天连一壶水都烧不上。
香港方面几次通过不同渠道向广东求助，信一封接一封地送到省委。
陈郁没犹豫。
他亲自上报中央，提出修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
预算3600万，动员1万多工人。
他亲自去现场，穿着解放鞋，脚上泥巴结成块，手里还拿着图纸。
有人劝他：“您这年纪，就别跑了。”他笑笑没吭声，第二天又出现在工地上。
不到一年，水就送到了香港。
那年他72岁，身体已经很差了。
可谁也没想到，1974年3月他病重去世，前一个月还在珠江口调研。
他是真拼到最后一刻。
很多年后，广东一位老干部提起他，说：“陈郁那时候在，大家干活都安心。”
还有人说，从1974年以后，再也没人敢随便把水龙头的水倒掉。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任弼时纪念馆编，《任弼时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中国矿业大学校史编委会编，《中国矿业大学校史》，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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