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穆特·科尔曾一手提拔她，随后又将她排挤。丽塔·苏斯穆特是德国历史上首位女性事务部长，后出任联邦议院议长。她是一位跨越党派界限赢得尊重的政治家。如今，她已溘然长逝。
在近十年的时间里，现已故去的丽塔·苏斯穆特始终位列德国最受欢迎政治家的行列。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她仍常年霸占顶级政治人物排行榜的榜首位置。或许，这正是时任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不喜欢她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则是她总是不断地反抗他，反抗他的政策，且极少遵守议会党团的决议。
对此，这位基民盟政治家如何回应这些攻击？她说：“只有死鱼才会永远随波逐流。”
1937年2月，丽塔·苏斯穆特出生于伍珀塔尔的一个教师家庭，她的童年被战争留下了极度深刻的烙印。“我总是处于恐惧之中，”她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几十年来，我梦中仍会重现我们在地下室度过的那些轰炸之夜。”
她的出生地是盟军空袭的战略目标。在那场浩劫中，盟军投下了磷弹，浑身着火的人们绝望地跳进小小的伍珀河中求生。
即便在战后，她的生活也与无忧无虑的童年无缘：母亲长年卧病在床，父亲与当时年仅不到八岁的她，不得不共同承担起照顾母亲和四个年幼弟妹的重担。
“我学会了坚韧不拔，”她在回顾那些艰难岁月时说道。
她投身政治，但最初并非通过政党活动。直到1981年，也就是她已经颇具知名度时，才正式加入基民盟。两年后，她当选为妇女联盟的联邦主席；又过了两年，她出任联邦青年、家庭及健康部部长。
1988年11月，时任联邦议院议长菲利普·耶宁格发表了一篇关于“帝国水晶之夜”的灾难性演讲。他因此丢掉了官职，而科尔顺势将苏斯穆特推上了这个位置。
她接受了任命，但对于“不得不放弃部长职位感到非常伤心”。而科尔后来也未能因这一决定而感到多少快乐。
即使失去了部长的职权，苏斯穆特依然在堕胎法改革（刑法第218条）议题上，为她主张的“第三条道路”而战。在社民党主张的“期限方案”与联盟党主张的“官方认证例外权”之间，她呼吁实行强制咨询制度，但坚持当事女性拥有“最终决定权”。
为此，天主教主教们在与联盟党政客的密室交谈中，称她为“杀人犯”，并要求她辞职。
这位基督教民主派政治家的艾滋病防治政策，同样激怒了教会和党内的“黑派”保守势力：面对巴伐利亚州部长彼得·高维勒提出的“强硬防疫措施”，苏斯穆特主张开展性教育，并推荐——试想一下在那个年代的冲击力——在性行为中使用避孕套以阻断艾滋病毒的传播。
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个持续不断的麻烦制造者。在1989年的基民盟党代会上，鉴于党内民调支持率下滑，她与洛塔尔·施佩特、海纳·盖斯勒联手，要求将联邦总理职务与党主席职务分离。科尔对此勃然大怒，将其视为对他个人的直接攻击。
冲突并未止步于此：她公开批评本党提名的联邦总统候选人斯特芬·海特曼，指责其淡化纳粹历史。
她公开反对联邦政府的财政紧缩方案，因为该方案计划削减病假工资并将女性退休年龄提高至65岁。
她始终在逆着科尔所代表的基督教民主党主流叙事划桨：她力排众议，在党内推动了克里斯托对国会大厦的包裹艺术项目；她拖延联邦议院迁往柏林的进程；她赋予反对派召开联邦议院特别会议的权利，而这恰恰是她的政党及其领袖极力想要避免的。
科尔曾一次又一次对亲信说：“这是她最后一次犯错。”但他不敢驱逐这位广受欢迎的政治家，就像他当年驱逐批评他的施佩特和盖斯勒那样。
苏斯穆特在民众中的声望远高于她在科尔把持的党内的地位。根据一项民调显示，甚至连大多数读者都表示愿意毫无顾虑地把自己的汽车托付给她。她的高人气一次又一次地从那些惊恐万状的“党内朋友”的报复中拯救了她。
她曾言，自己的行事准则源于天主教社会教义，以及对人类学习能力和责任感的根本信任。她深知，变革的推行往往举步维艰，且总是伴随着失败的风险。事实上，她也确实遭遇过不少失败：尽管她提出了批评，联盟党议会党团最终还是执行了大部分她所反对的政策。
但是，正如她所说：“不抗争的人，还没开始就已经输了。”
她也必须挺过一系列丑闻。曾有指控称，她利用政府专机前往瑞士探望女儿；另一项指控则是她的丈夫使用了她的公务车。官方调查结果显示两起案件均“无不当行为”。
但在调查期间，她自然成为了媒体和同僚长时间围攻的靶子，其声望也因此遭受重创。
丽塔·苏斯穆特虽受打击，却依然坚持着自己的道路。她在政治中，在基民盟中，究竟想要什么？“避免排斥和孤立，是她给自己设定的政治使命”。社会分裂为赢家与输家、穷人与富人的现象，令她深感忧虑。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她就敏锐地意识到，德国并未对不可避免的“移民国家未来”做好准备。她宣扬制定一部能够“塑造移民政策——促进融合”的法律。她的政党对此置若罔闻。
于是，她接受了新任社民党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的邀请，出任移民委员会主席——这再次让她所在的基民盟恼羞成怒。
但在她那条铁律面前，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那条铁律就是：“做你自己，永不放弃！”
汉斯-尤尔根·施兰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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