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初冬，华东某省一场深夜警情会议里，刑侦老手对年轻干警摇头：“明年严打势在必行，尺度会很猛。”一句预言，不到一年就应验。1983年3月，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打响，“流氓罪”成了高频词，翟曼霞的命运便被卷进这股浪潮。
1979年刑法诞生前后，“流氓罪”属新设条款，主要针对猥亵、聚众斗殴、侮辱妇女等行为，定义模糊，实务中常因地域、观念差异出现巨大落差。沿海城市受外来文化冲击较早，男女交往更为开放；内陆县城仍维持保守风气。法律一旦需要快速“统一口径”，就容易拔高打击面，这是当时不少法律学者的底层共识。
1960年3月，翟曼霞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旧区，她父亲经营服装进出口，家境优渥。70年代末，全家移居加拿大蒙特利尔。女孩在北美高中读完，爱穿露肩T恤，习惯街舞派对。她曾在同学录里留言：“恋爱像试菜，合口味就继续，不合就换。”这种想法搁在彼岸毫不起眼，却为她埋下回国后的祸根。
1981年10月，改革大潮呼啸，翟父带着订单与资金重返上海筹建合资厂。20岁的翟曼霞一落地，就沿用在北美那套穿衣、社交方式。短裙、卷发、高饱和口红，在南京东路行走的背影引来无数回头。有人窃笑，有人指指点点，她充耳不闻。
当时市面刚开始流通台湾言情小说，翟曼霞一天能看两本。她很快结识各路男青年：有外贸船员，有翻译，有夜校大学生。感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一年半里换了十八位男友。消息经邻里口口相传，被形容成“专门迷惑年轻人的女狐狸”。1983年4月初，她着比基尼在黄浦江支流游泳，被群众围观指认；同月下旬，辖区派出所收到二十余封匿名信，指控其“公然淫乱”。
5月7日凌晨，警方依照“流氓罪”条款将她拘留。审讯记录显示，翟曼霞神色平静，她的回答简单直接：“谈恋爱是私人事，性是人的本能，不应被关进笼子。”审讯民警心里一震，却只能按当时口径取证：一、与多人发生两性关系；二、行为公开放肆；三、情节恶劣。满足三条即可立案。
案件很快移交检察机关。1983年5月23日，市中级法院开庭，仅用半天即宣判：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到了省高院复核，却因“严打期间从重从快”改为立即执行。那一年，全国类似案件多达数百起，绝大多数为无期或死缓，直接押赴刑场的并不多，翟曼霞无疑成了最典型的“震慑样本”。
6月11日清晨，提审人员在看守所走廊短暂停留。有人低声问：“还有什么话？”据记录，她只说了两句：“性是无罪的。告诉爸妈，我没后悔。”不到一小时，23岁的生命戛然而止。三声枪响，留在档案里的是冷冰冰的执行回证。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修订刑法时，酝酿多年的废除“流氓罪”终于落槌。原条款被拆分为猥亵儿童罪、聚众斗殴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等更具操作性的罪名。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对1980年代“严打”经验的系统反思，也是对法律精准度的追求。翟曼霞的案卷因此成为高校课堂常用的讨论范例——法律边界与社会观念并行变化的矛盾体。
放在今天，同样的行为难以触碰刑事红线，更多是道德层面的争议。当年一句“性是无罪的”仍有刺痛感，但在1983年的法条体系中，它确实没能提供任何豁免。历史没有假设，只有现场。一项笼统罪名在特定背景下被无限放大，个人命运由此改写。翟曼霞的故事提醒后人：法律条文的精细与否，直接决定普通人的安全边界，时代情绪一旦压倒理性，最先受伤的往往是少数与众不同者。
1997年刑法正式施行那晚，参与修订草案的一位学者对助手感慨：“如果这条分解早十几年，很多极端案例根本不会存在。”助手没接话，只记下日期。那一天距翟曼霞遇害，整整十四年零八十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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