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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已经79岁了，工作仍然排得很满。
一个老人还在中南海处理事务，这种状态本身就不容易。
她是杨尚奎的遗孀。
杨尚奎是李先念的老战友，两人关系很深。
这样一来，这件事就不只是“有人要出国”这么简单了。
李先念当即让秘书去了解情况，还下令查一查负责领事事务的人是谁。
这种反应很直接，也能看出他的重视。
过渡一下，这份报告背后，其实是一段挺长的等待。
水静想去美国，并不是临时起意。
两年前，杨尚奎去世后，她一直独自生活。
女儿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这成了她最重要的牵挂。
1988年年初，女儿寄回一封信，写了校园生活，也邀请母亲去参加一次重要的学术研讨会。
这种邀请对一个母亲来说，很难无动于衷，水静也想去看看女儿，可问题在于，当时出国并不轻松。
她在两个月前就去了南昌市外事办公室申请签证。
材料要准备很多，审核也很严谨。
她是离休干部，身份敏感，审查标准自然更高。
时间过去两个月，流程仍然没有走完。
水静没有去找李先念帮忙。
她选择按规定一步步跑手续，这种做法其实很能说明她的态度：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李先念并没有立刻“拍板”，而是先和夫人林佳楣沟通。
李先念当晚把事情告诉林佳楣，两人谈了很久，最终决定，由林佳楣给水静打电话。
电话接通后，林佳楣直接问她是不是要出国。
水静也明白，这件事瞒不住了，她把自己的想法都说了出来，丈夫去世后，她一直住在旧宅里，藤椅还在，报纸也照旧摆放。
这种生活状态，说白了就是一种长期的怀念。
本来想忍一忍，但后来发现，女儿已经是她最亲的人。
她希望在人生重要时刻能陪在女儿身边，她也清楚，当时赴美签证很难办，可她还是想试试。
电话里，她的焦虑终于倾诉出来。
林佳楣的关切，让她的压力缓解不少。
我个人觉得，这通电话的意义不只是“问情况”，它更像一种情感确认。
制度流程是冷的，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照是温的，基于此，李先念决定介入。
李先念得知情况后，不只是问问。
他去查了领事，也查了水静签证的审核进度。
从现实来看，水静要赶在女儿演讲前到美国，时间非常紧，常规审批恐怕来不及。
巧的是，当时深圳市长要率团访问美国。
李先念提出一个办法：让水静随代表团同行，这个安排有两个好处。
一方面，跟团出国可以减少个人签证审批的复杂度。
另一方面，水静一个人出国，李先念夫妇也不放心。
随团有照应，更安全。
在外交部的特事特办下，手续很快办妥。
驻美使馆领事也积极配合，提前安排好她在美国的行程。
除了随团活动，还专门留出十余天，让她和女儿团聚。
6月的一天，水静登上专列。
林佳楣亲自送行，两人谈了很多往事。
专列到杭州后，她被安排在西湖畔刘庄休息。
李先念也在那里等候，与她散步聊天。
谈到杨尚奎时，气氛难免伤感，之后，水静顺利赴美，她赶上女儿的演讲。
看到女儿在台上侃侃而谈，她恍惚间仿佛看到了当年杨尚奎的影子。
团聚十余日后，她返回北京，回国后，她的心情明显开朗了。
在场的人，也见证了这次交流的温和氛围。
从更大的背景看，80年代中美交流逐渐增多，留学和访问活动也在扩展。
水静的故事，其实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变化。
水静赴美这件事，说到底是一个母亲想见女儿。
但它又不仅仅是家庭叙事。
它涉及老战友情谊，也涉及制度流程，还涉及当时的外交实践。
李先念的介入，是一种关照，也是一种务实安排。
我觉得，这个故事最打动人的地方，不在于“特事特办”四个字。
而在于那个年代里，个人命运与国家环境交织时，依然能看到人情的温度。
水静顺利成行，赶上女儿的重要时刻，这份圆满，对她来说意义很大。
而对我们来说，它也提醒了一点：历史不只是宏大叙事，也常常藏在这些具体的人与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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