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3月，北京的春寒尚未褪去。政协礼堂里座椅排得齐整，一群写着“文史资料”字样的蓝色文件夹散落在桌面。会前的短暂茶歇间，李玉琴在走廊尽头停住脚步——一位身着灰色中山装、头发花白的男子正微微颔首，目光与她在空中相遇。那一瞬，她认出了他：爱新觉罗·溥仪。两人相隔数步，没有寒暄，唯有轻轻点头。距离她提出离婚，已经整整六年。
当年那场离婚，在外人看来颇似薄情，可在李玉琴心里却是一条通往自由的必经之路。1956年12月，抚顺战犯管理所里，一场平静得近乎冰冷的谈话把这段婚姻推向终点。“咱们年纪差得太多，也走不到一块儿了，还是散了吧。”她的声音柔和，却不容置疑。溥仪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要怪，只能怪我亏欠你。”
故事如果从这里溯源，必须回到1943年的伪满新京。那一年，15岁的李玉琴在南岭女子国民优级学校读书。日本宪兵队高级顾问吉冈安直拎着一叠照片进宫，请溥仪为谭玉玲的空缺物色人选。溥仪把那些陌生面孔一一翻过，最终停在一张稚气未脱的少女照上——李玉琴就这样成了所谓的“福贵人”。李家本想拒绝，却拗不过日方威逼利诱；而李玉琴自己，只是想着为父母减轻负担，懵懵懂懂点头同意。她还以为那是一张去宫内读书的入场券。
初进长春偌大的伪皇宫，她小声问溥仪：“我什么时候开课？”溥仪笑而不答，只说“老师还在路上”。礼服、首饰、繁复礼仪，像一道又一道锁链，很快把她束缚在金色牢笼。册封那日，溥仪为她套上戒指，口中念出“福能驱凶”之祝，她却仍记挂课堂与课本。现实无声告诉她，一切都回不去了。
进入婚姻后，溥仪把皇权残余的威仪投向唯一的新妃。高兴时要她唱小曲，不顺心便挥鸡毛掸子；哭不得，辩亦不得。李玉琴的青春，被迫在谨慎与惶恐之间度日。可战争很快重塑两人命运。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日伪政权土崩瓦解。溥仪仓皇登机逃亡，带着弟弟和御医，却没有给年仅17岁的妻子留一个位置。几小时后，他被苏军俘获，流落伯力。
李玉琴滞留通化，一身华服在冰冻的街头显得格格不入。八路军把她当成战俘，却给了棉衣、给了热粥，还鼓励她参加文工团。“跟咱们一块练唱吧，甭怕！”年轻的战士憨笑着对她说。那是她第一次体味到平等的温度。打扑克、跳跳棋、学习新歌，少女的笑容在解放区的营房里重新绽开。她暗暗对自己说：“如果有一天能从头来，宁愿做个普通人。”
长春解放后，组织上劝她与溥仪划清界限。她嘴上坚持“好女不嫁二夫”，心里却空落得紧，始终惦念那个杳无音讯的人。为了谋生，她在天津、北京、长春几地辗转，靠抄写文件、给人缝衣贴补家用，日子紧巴巴，却从未向人诉苦。
1955年夏天，抚顺战犯管理所寄来一封信，落款“溥仪”。信里头，满纸悔意：“对国家有罪，对你更有罪。”李玉琴跋山涉水赶去探视。多年不见，昔日高坐龙椅的男人如今剃平头、穿蓝布囚衣，但话里仍带旧日心思。“可能回国就要掉脑袋。”他的话，把她一腔柔情浇得透凉——自己苦苦守候的，竟是这样一个自怜而又迟钝的灵魂。
接下来一年，她三次踏进抚顺大门，望见的始终是低眉顺眼却裹足不前的溥仪。一次探视结束前，李玉琴把一封信塞到他手里：“新社会里的婚姻，讲的是两情相悦。”字迹娟秀，语气平静，却预示着分手将至。
1957年4月4日，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把准许离婚的判决书分别交到两人手中。院长李国章后来感慨，那是自己经手最特殊却也最平常的一案：特殊在于当事人身份，平常在于女方不过想要一段体面的新生活。
李玉琴随即回到长春图书馆任职，白天整理旧籍，夜晚备课授学。工作中，她认识了工程师黄毓庚。对方爽朗，懂得尊重，爱听她谈文史。几个月后，两人登记成婚。李玉琴把那只满洲旧戒指锁进抽屉，再也没戴过。
溥仪在特赦、就业、再婚的新闻里偶尔听到李玉琴的名字。他曾对友人低声说：“她离开我是对的，我欠她的，多到还不清。”这句话，几年后被收录进他的口述回忆。李玉琴未曾回应。她把全部心血用在政协提案、在图书馆里做读者咨询、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爬上火车去乡村调查物价。写材料时，她偶尔想起旧岁月，也只是轻轻摇头。
2001年春，病榻上的李玉琴对亲属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人这一辈子，要靠自己站直。”说完，她闭上眼，神色安然。翻阅她生前留下的手稿，扉页上写着：愿天下女子皆能自主选择人生。有人感慨，她的命运像极了东北的四季——漫长寒冬之后，总会有和煦的风，吹开满城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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