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2月19日清晨，北京北三环的气温仍低得厉害，由昆把日历翻过新的一页，指尖却停在“邓公逝世一周年”那行小字上。她怔了半晌，对身边的朋友轻声说：“景润若还在，他肯定跟着邓公一道去了。”这句突如其来的感慨，让屋里瞬间沉静下来。
时间往回拨到1975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刚刚开完，胡耀邦带着几位工作人员闯进中关村88号那栋五层旧楼。“6平方米？这怎么住人！”胡耀邦有些恼火，顺手推开堆满蜂窝煤炉的走廊窗户，冷风灌了进来。后来有人回忆，当他发现陈景润竟把床当书桌，灯泡还是昏黄的15瓦时，整个人都僵住了。几天后，他把情况写进工作简报，交到了邓小平办公桌上。
邓小平那天看完简报，放下烟斗，抬头只说了五个字：“这事我包了。”一句话，科研所里立刻忙作一团。所里先挤出16平方米的朝阳间，陈景润却摆手谢了。“大家都紧着呢，我单身汉，够用啦。”他又缩回那间小屋，埋头写下密密麻麻的演算符号。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陈景润第一次面对面见到邓小平，他把稿纸攥得起皱。邓小平笑着冲他点头，说：“好好干，身体要紧。”一句叮嘱，陈景润竟红了眼圈。散会后，他逢人就说：“我跟小平同志握手了！”那股孩子气，连同事都被逗笑。
然而，陈景润的执拗仍旧没改。1980年他与由昆结婚，孩子出生后，6平方米的小屋一下挤进四口人。没有秘书，他在应接不暇的活动间隙还得自己誊写论文，身子硬是被拖垮。那年深秋，他写了封近千字的报告，通过组织转到邓小平手上。邓小平看完，只在信纸空白处批了行字：一周之内，三件事——房子、爱人调动、配助手——全部落实。
果不其然，一周后，中关村为他腾出一套四室一厅。院里老人揶揄道：“小陈住进去，平均年龄都拉低了。”陈景润却只在门口站了站，旋即往办公室赶，说还要完善稿子。夜里由昆数了数新房灯泡，发现只亮了厨房那一盏——他根本顾不上搬家。
1984年盛夏，北大附中附近的屠宰场传来猪哼声，陈景润被吵得抓耳挠腮。朋友让他再找邓小平，他犹豫良久，还是拨了办公室电话。邓小平这次沉声道：“让他安心做学问，别的事组织来解决。”几天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带队到访，拍板换房。钥匙交到陈景润手里时，他只说：“累死我也乐意。”
1991年，北京电视台采访陈景润，问他“人生的目的”。镜头前，他脱口而出：“奉献。”说到病情，他淡然一笑：“能动手就在写，写不动再说。”可帕金森症和心血管病最终夺走了他的体力。1996年3月19日凌晨，这位伏在书桌边度过无数个通宵的数学家走了，年仅63岁。
丧事过后，由昆整理遗物，在一只铁皮文件柜里发现一本旧笔记，封面写着五个字：谨献给祖国。她抚摸那歪斜的钢笔字，泪水止不住往下掉。旁边还有张泛黄的表格——1978年分房名单，邓小平亲笔划勾的那一栏，赫然写着“陈景润”。
1998年那天午后，由昆独自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她没有去邓公安葬的地方上香，只是静静站在远处。风卷起她的围巾，她喃喃道：“小平同志，景润说过，您是他一生的后勤部长，他不会失约的。”话音刚落，手心的温度似乎又浮现出当年丈夫握着邓小平双手时的滚烫。两位老人的故事，就这样定格在历史的年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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