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末，北京南池子大街的石板地被太阳晒得发烫。全国政协礼堂里，一位须发花白的老人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他就是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散会铃声刚落，他又立刻站起身，招呼工作人员：“下午去档案馆，还有两份卷宗没看。”身旁的秘书悄声提醒：“谢老，天气太热，您歇一会儿吧。”谢觉哉只是摆手。这样的情景，成了他晚年工作的日常注脚。
把镜头拉远，老人这种近乎固执的勤勉，源自他对治世之法的执念。早在1938年，他在延安就提出“革命亦须法治”——这句话后来写进了最高人民法院门厅，只有极少数人记得，它是谢觉哉用半宿时间拍桌子写下的。
1963年春天，79岁的他带着调查组南下。从长沙到昆明，再折回上海，行程三千多里。一路火车颠簸，谢觉哉常常在人声嘈杂的车厢里批改报告，夜里灯泡闪烁，他提笔涂改的动作却从未停过。看见他握笔的手青筋暴起，年轻人暗暗咋舌：老红军的韧劲，实在让人服气。
可机器终有疲乏的时候。1964年初，谢觉哉在家中吃午饭时突然筷子滑落，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医生诊断为脑血栓。听到结果，他只轻轻叹了口气：“手废了，嘴还在，脑子还在。”然而，写字这件事，他再也无法自如完成。
病房里，陪护的王定国寸步不离。她比谢觉哉小29岁，却是跟着红军风里来、雪里去的女战士。1928年，她才十五岁，脚还缠着三寸金莲，就被母亲送去当童养媳。六年后，川东地下党凑出四十多块银元，把她“赎”出来。解开裹脚布、剪掉长发、扛枪入伍，王定国把自己交给了革命。
1935年长征翻越夹金山，王定国睡梦里脚伸出被子，醒来时脚趾已冻僵裂开。她咬牙把冻伤的指节搓热，包好，继续行军。多年以后，她把那一夜的疼痛写进日记：“若连自己一双脚都快保不住，还谈什么革命？”那篇日记，谢觉哉后来读了三遍。他对秘书说：“这孩子是铁打的。”
抗战爆发后，谢觉哉奉命去兰州办事处，负责统战与营救。王定国西征途中被马步芳俘虏，机缘巧合下又被谢觉哉想方设法救回。一个长期操劳公牍，一个刚从战俘营里逃出，两个人的命运线在黄河岸边交织。几年后，他们在延安的窑洞里举行了一场简朴的婚礼——新娘脚上只穿一双草鞋，新郎的布衣已经打了补丁。唯一的“婚戒”，是毛线缠成的红圈，被他们视若珍宝。
岁月流逝，政治风暴骤起。1966年底，王定国被关押审查。家里只剩半身不遂的谢觉哉。警卫员劝他搬到条件更好的病房，他摇头说：“我要守着她的味道。”他用仅剩灵活的左手写信给周恩来，请求查明真相。周恩来批示释放王定国。冬夜里，王定国回到家，屋里一片漆黑。她摸到沙发，谢觉哉虚弱却倔强：“在……在……”仅此一词，已含万语。
病体终究未能敌过岁月。1971年6月25日，谢觉哉走完了他83年的风雨人生。按规定，部长级遗属可继续住在原高干房。可是丧夫未满七日，王定国就敲开了有关部门的门：“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别为难组织。”她退掉配车，撤回专职服务人员，搬进了普通住房。有人劝她“留个方便”，她摆手：“方便得太多，容易忘了自己是谁。”
那几年，她没少遭冷眼。外人议论：“谢老已去，她又无子女靠山，何苦自降标准？”然而王定国认准一件事——公私必须分明。后来谈起这段往事，她语气平淡：“不是高风亮节，只是不想给谢老抹黑。”
1976年以后，局势缓和。王定国被安排到中央文史馆整理资料。胡耀邦在西山见到她，关切地说：“你别干其他活，把谢老的日记、手稿整理好了，就是贡献。”王定国点头。其实，这对她是再熟悉不过的工作——在延安时期，她就负责过《解放日报》文档。那时每晚挑灯，整理稿件，纸灰落得满头都是。
她用了整整六年，翻阅十来万字手稿，走访数百位知情人，《谢觉哉年谱》《谢觉哉司法文稿选编》等书相继出版。有人问她为啥如此较真，她轻描淡写一句：“谢老生前最怕材料不准。”
2004年，91岁的王定国踏上“重走长征路”的考察车。抵达泸定桥时，秋风乍起，她执意不用搀扶，踩着铁索缓缓前行，钢索轻晃，人群屏息。回到岸边，她拍拍孙辈肩膀：“你们祖父50多岁还这么过桥，我们又怎能偷懒？”
王定国常说，谢觉哉留下的最大财富，不是头衔，而是律己与公心。1971年那句“我什么级别，住什么房子”，如今看仍是铿锵。它像一把尺子，丈量着革命者的本色，也提醒后来者：职位不等于特权，人生所有荣耀，终要用担当来支撑。
2016年8月9日，这位从懋功雪岭走来的女兵在北京安静辞世，享年102岁。她留下的，不只是几柜厚重的史料，更是一条清晰的坐标——在乱云飞渡的岁月里，信念和廉洁才是挺立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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