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8月9日的傍晚，渤海湾吹来一阵潮湿的海风，北戴河的沙滩比往日更显安静。海鸥盘旋，落日映红了礁石，蔡畅推开窗户，看着灯塔的微光，淡淡说了一句：“整整六十年，眨眼就过去了。”声音不高，却带着回味。
同一天，住在附近疗养院的水静忙完工作，匆匆赶来。她听说蔡大姐要过寿，理所当然以为会有一场热闹的庆生会。可问遍了熟识的同志，都摇头表示“没接到请帖”。水静心中犯嘀咕：向来关怀大家的蔡大姐，怎会独自操办？
这一份困惑，是因为在党内，蔡畅一直被看作热心肠。她从不吝啬笑容与关照。长征路上，她为小战士缝过衣，渡过雪山时把最后一口炒面让给孕妇，用行动赢得“蔡大姐”这三个字的分量。这样的人，为什么偏在整寿之日谢绝宾客？
水静推门而入。客厅里只有一张方桌，两双碗筷，一壶热茶，一小盘寿面。蔡畅见她进门，笑意温暖：“你来得巧，我们正好开饭。”李富春把椅子拖过来，“坐吧，既然来了，就一起吃。”
“您真没请别人？”水静还是不解。蔡畅抿口茶，轻声回应：“请客容易，省钱难。眼下国家正在三年困难时期，太多地方缺粮少油，我若大办，心里过不去。”短短一句，把艰难形势与个人情怀连在一起，让人沉思。
此刻，海浪声打在堤岸上，一声接一声。蔡畅没有感伤，她转而关心水静：“孩子身体好些没？前几天你来信说咳嗽得厉害，我一直惦记。”语气中满是亲切。水静端起茶杯，郑重敬她：“大姐，先祝您长寿，再敬您这份公私分明的心。”
其实，蔡畅对“节俭”三字早有坚守。1920年远赴法国时，她和李富春住在距巴黎东南的小旅馆，月租只够几张硬板床。白天上课，晚上在面包房打工，两人每日只能分一块法棍。巴黎雪夜里，她记下这样一句话：“革命者的盛宴，在于观念更新，而非餐桌丰盛。”此后四十年，这句话始终贴在她心里。
时间再往前追溯。1900年，蔡畅出生于湖南双峰。从小，她就对父亲包办婚约说“不”。1919年，五四的火把点燃长沙街头，她站在人群中央疾呼“女子要受教育，要自由嫁娶”。同年冬天，她与母亲葛健豪、哥哥蔡和森踏上赴法的邮船。摇晃的甲板逼出剧烈的海风，可她的笔记本里记着另一股风——思想解放的风。
到法国不久，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她与李富春、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共同讨论社会问题，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一次夜谈到凌晨，蔡畅忽然说：“若妇女不解放，革命算不上彻底。”这句话令大厅瞬间安静。后来事实证明，她从未后退。无论在广州、武汉，还是在中央苏区，她始终围绕“培养骨干”反复奔走。
1934年秋，红军突围。蔡畅是队伍里年纪最大的女同志，34岁。过草地那天，她扶着十三岁的通讯员小刘，给他讲《三国》。小刘埋头走得气喘，她说：“别急，路再长，脚下一步步才能到。”几十年后，老战友提及此事，仍觉那句话像军号。
新中国成立后，她出任第一届全国妇联主席。有人劝她搬进地安门那处宽敞的旧王府，她摇头：“住得太好，难同姐妹呼吸一口气。”最终，夫妻俩选择在西城区一间旧平房。冬天，屋里结冰，她照样笔挺地坐在矮桌前修改报告。
1958年“大跃进”高潮里，一些地方铺摊子、上指标。妇联内部开会时，年轻干部语气激动，提出“半年见大效”。蔡畅却缓缓发言：“女人挑千斤担，也要先有肩膀。群众工作，忌急。”会场霎时静下来。两年后困难局面出现，大家才懂得她的冷静。
北戴河的寿宴，只是一碗长寿面。窗外月色慢慢升起，海浪声似乎也低了。李富春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旧相册，翻到1923年的巴黎合影：邓小平站在中间，为新人做证婚人。蔡畅看着照片，轻笑：“那会儿穷得叮当响，还不是照样热闹。”
夜深了，水静起身告辞。她回到住处，忍不住在日记本写下几行字：今日之宴，贵在无宴；大姐之寿，重在忘我。转念想起当下的粮票与副食券，更觉这短短一顿白面寿面，涵义厚重。
第二天清晨，北戴河天光微亮。蔡畅已在海边散步。她对随行秘书说：“等回北京，再去厂里看看工人食堂。”语气平常，却透着股子紧迫。秘书偷偷记在本子上。多少年后，那一页纸已经泛黄，却能让人闻到海盐味，仿佛再次听见波浪声里传来她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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