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的一个凌晨，一封标注“特急”的电报摆在中央军委办公桌上。发信人是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将军在信中坦言：“同韩先楚同志共事，两年多来磨合艰难，望组织研究。”简短一句，却把军区高层微妙的紧张气氛抖落了出来。
冼恒汉早年从粤北长征出发，枪林弹雨锻炼出坚韧秉性。1955年西北军区拆分时，他受命出任新组建的兰州军区政委，至此一干就是二十多年。那片黄土高原条件艰苦，他却认准了“先把兵带好，再谈一切”。张达志、皮定均先后与他搭档，彼此默契。军区训练、基建、生产三线推进，边防一线很快稳了阵脚。1959年以前的内部评比，兰州军区政治工作年年被总政点名表扬，这在八大军区中并不多见。
转折点出现在1973年冬。中央决定轮换八大军区主官，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调任兰州。韩先楚是出名的“打仗猛将”，上将军衔，战功赫赫。毛主席接见时笑着提醒：“冼恒汉是个老实人，你到西北，可别欺负他。”在场的人都以为是句玩笑，却不料预言般应在日后。
韩先楚到任后，先下部队做了三个月调研，回来立刻列出厚厚一叠整改清单——从战备方案到营区绿化，几乎无一幸免。参谋人员一时无所适从，会议室里空气都显得紧绷。冼恒汉没有正面回击，他熟悉西北寒旱的特殊国情，更清楚官兵十余年苦心经营的基础并非说改就能改。为了稳住情绪，他只得在党委会上频频做和事佬，却终究无法消除双方分歧。
“这些阵地要全部前移，防御纵深不够！”一次碰头会上，韩先楚语调铿锵。冼恒汉回应：“地形决定打法，仓促搬迁怕会牵动全局。”短短两句话，已可窥见两位老将对战争形态的截然不同的判断。
更棘手的是韩先楚时常因旧伤复发，需返京治疗。军区重大事项电报请示后无法及时商定，导致决策节奏屡屡受阻。有高级干部形容那段时光，“像两台马力都足的引擎，却总不同步，车子走不快”。
考虑到西北防务特殊，冼恒汉决定把问题坦诚递交中央。他深知此举意味着什么，但认为比起个人去留，军区稳定更要紧。电报发出后，毛主席批示由叶剑英牵头调查。12月，军委工作组抵达兰州。调查十分细致，前后谈了上百人，却迟迟没有定论。矛盾的结不断被抽丝剥茧，可每一节线头都缠着战时形成的个性与和平时期治理思路的碰撞。
叶剑英后来在北京接见冼恒汉，半开玩笑地说：“你和韩先楚像关在笼子里的两只公鸡，如何是好？”冼恒汉答得干脆：“我愿意调离。”叶帅摇头：“你熟悉西北，身体也还行，留下更合适。”
于是，1976年初，中央决定派原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赴兰州任军区第二政委，公开讲话只有一句：“协助冼政委抓好工作。”肖华处事圆融，没带班子，也不做“仲裁者”，而是常驻基层连队，在两位老领导间搭起缓冲带。军区日常运转渐归平稳，只是大政方针依旧难以完全合拍。
就在此时，外部局势正在急变。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9月毛主席驾鹤西去，随后的政治风云使得各省区人事纷纷调整。1977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山持续讨论多日，最终决定免去冼恒汉的军区和省里的全部职务。面对通知，他表态“坚决拥护组织决定”，随即住院治疗，不再涉足具体事务。
回看冼恒汉在军区22年，其中艰苦卓绝自不必言。有人问他，当年为何执意写那封“问题报告”？他只答：“人可以退，原则不能让。”语气极轻，却透着不可动摇的坚硬。1991年4月，他在兰州病逝，终年八十。整理遗稿时，工作人员发现他挂念最多的仍是那片西北高原——黄河一拐，风沙正盛的地方，留下了老政委毕生心血与未竟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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