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3日凌晨，北京西山某办公楼里电话骤然响起。接线员记得很清楚，对方劈头一句：“我是郑维山，麻烦帮我接军委值班室。”几分钟后，电话那端传来调查组负责人的声音，郑维山只说了一句话——“你们是相信兰州军区党委，还是相信一封匿名信？”放下话筒，他把记录表揣进衣袋，转身又赶往车站。
电话背后，是一场持续近半年的风波。时间回到1982年12月，67岁的郑维山刚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临行前，中央领导当面交给他两项任务：绿化西北、选拔年轻干部。郑维山敬了军礼，没多说客套，他自认肩上这副担子，分量不比战场轻。
抵达兰州的第二天，他没有先进司令部，而是请省军区同去安宁区一处荒山。干冷的西北风卷着黄沙，郑维山把帽檐压低，对随行人员说：“先盯住这块地，十年后看颜色变不变。”短短一句，定下绿化工作的突破口。随后，军区参谋、政治、后勤三家合署办公，拿出三年规划、八年设想。
与打仗一样，他把情报视作要害。全区部队被要求联动地方政府，逐村逐沟丈量土壤、测试水源、记录风速，厚厚一摞数据才换来第一棵树苗落地。有人感叹手续太繁琐，他摆摆手：“树要活二十年，准备多用几个月不算长。”
很快，兰州、西安、银川、西宁四大城市周边出现成片新绿。为了选对品种，郑维山进京开会都会带回小袋种子和树苗，试种成功再分发下去。刘亚之的两本专业著作更被他亲自批注，要点加工成小册子发至连队，战士们笑称这本《绿化作战手册》比训练大纲都紧要。
西北土壤由黄变绿，他开始琢磨第二项任务——干部年轻化。郑维山常提一组数字：红军时期，18岁当师政委的不稀奇，现在的青年学历高、思维活，“如果再让论资排辈堵着，他们的黄金期就浪费了。”
1983年春，兰州军区党委连开十余次会议，明确破旧俗、拔尖才。常委们分赴各军分区暗访，半年跑遍青海、甘肃、宁夏和陕北。名单拟好后，又层层公示、复核，最终15名三十岁出头的团职干部被越级提拔。按程序，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质疑也随之而来。
匿名信寄到中央军委，措辞激烈：“兰州军区大搞亲信班子，突击提拔机关干部十余人。”调查组受命赴兰州，文件袋压在桌上，气氛一时紧张。调查组组长开门见山：“群众来信，不查不行。”郑维山并未辩解，只提出两条：一是全面核对档案，二是若无问题，请查出信件作者，对军区和干部有个交代。
调查持续三周，所有被提拔者的履历、考察材料、任免审批表一一比对。结果证明：晋升三批次、程序规范、事先请示。调查组在反馈报告里写下“事实清楚、程序合规”八个字，又专程打电话回京说明情况。风声很快平息，可那通凌晨电话里郑维山的底气，让许多人记了一辈子。
风波过后，他把党委成员召到作战会议室，没有批评谁，“树也好，人也好，养成了都是战斗力，咱们照章办事就不怕风浪。”随后几年，兰州军区绿化面积突破两百万亩，汉、回、藏各族青年干部成长为骨干。边防演习、戈壁训练也因年轻血液而显得生气勃勃。
1987年夏，他卸任司令员。送别会上，参谋长悄声问他还记得那封举报信吗？郑维山笑了：“要不是那封信，哪能让中央放心咱们干事？”笑声不大，却透着从容。
2000年5月9日1时10分，85岁的郑维山在北京辞世。生前最后一段笔记留了句手写批语：“选对人、种对树，西北自会变颜色。”纸页泛黄，墨迹未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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