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甘肃高台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郑维山带领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正处在西路军最艰难的时刻。不到三年之前，他从河南大别山把七十多名赤卫队小伙子带进红军序列，如今剩下的人寥寥无几。别人问起，他常说一句话：“人活着就得有个交代。”谁也没想到，十四年后，这句话会变成一封紧急家书的核心。
1950年1月5日，郑维山在石家庄军区司令部批阅文件，警报钟般的电话声打断了思路。杨得志在那头催他去修路工地，可桌角那封盖着“河南新县人民政府”红章的信，仍旧晃得他心神不宁。他嘟囔一句“这地名怎么没印象”，把信塞进皮包，匆匆上车。
两天奔波回来，妻子正伏案提笔。她抬头笑：“给你老家回信呢。”郑维山这才想起那封信，一拆，整个人僵在原地——老区正在搞土地改革，七十多名跟他一道离乡的赤卫队员被列入“成分不明”一栏，家属连口粮都难保。信末一句“望将军速回，以正视听”，字刺眼，心更刺痛。
当夜无眠。天一亮，他找到杨得志：“司令员，准我回趟湖北，到新县去。”对方看了眼那封信，只说了声：“批了，赶紧走，车票我来办。”
一行人南下，火车到武汉已是凌晨。省里负责接站的干部刚握手，郑维山就把行李往车上一扔：“麻烦备车，我得立刻回大别山。”李先念赶来，拉着他胳膊：“老郑，先睡一觉再走。”郑维山盯着他，声音压得很低：“乡亲们的命运，拖不得。”李先念只好调来一辆吉普、一辆大卡车，再配一个排警卫，还塞了十几袋米面，“路上多土匪，小心！”
进入大别山区，山路险、弯急、天又飘雪，好在吉普马力足。快到泗店，迎面跑来几个乡亲，认出车里的人，边跑边喊：“郑团长回来了！”短短几分钟，全村沸腾。县长刘名榜赶来，一把握住他的手：“可算把你盼回来了！”
夜里油灯下，县里干部把问题全盘托出：西路军失利后，许多战士下落成谜，家属在土改里被当成“逃兵家属”，贫下中农也说理不清。光新县就有一万多名“身份悬空”的烈士亲属，最棘手的正是那七十多人。
“我负责把情况说清。”郑维山摊开地图，圈出八十八师的番号，又凭记忆写出一个名录：谁牺牲在高台、谁冻死在雪山、谁突围后失散……笔迹因为用力发颤，纸都写破。“凡列在这张表的人，一律按烈属安置；伤残回乡的，暂按伤残军人待遇。”刘名榜听完，重重地点头。
第二天，县里召开干部大会，郑维山当场宣读名单。人群中爆出几声压抑已久的啜泣，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挤到台前，“俺闺女当年给你担过担架，你看看这名字在不在？”郑维山翻到第二页，指着“沈月兰”三个字：“在！”这声肯定让老人几乎站立不稳，他扶住对方，低声说：“是勇士，不是逃兵。”
整整三昼夜，郑维山带着调查组跑遍泗店、乘马岗一带，走访烈属，补填牺牲证书，连邻村祖坟前的碑记都核对过。有人问：“将军，这些事县里做不也一样？”他摆摆手，“没亲眼看，心里不踏实。”
事情定妥，他去了父母坟前磕了三个响头，又在深夜给杨得志拍电报：“工作顺利，十日内归队。”返程路上，他把写满笔记的牛皮纸包交给李先念，“这是全部名单，万一有人漏网，你得盯一盯。”李先念接过，沉声应道：“大别山的血债，不能糊涂账。”
列车启动，汽笛长鸣。车窗外夜色翻涌，大别山一点点后移。郑维山靠在车座，疲惫却轻松。那七十多名兄弟的名字，总算被写进烈士花名册。对他而言，这比一座将星更沉甸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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