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董振堂没倒在河西走廊,挺到了五五年授衔那会儿,肩章上该绣几颗金星?
这就不是个难题:哪怕评不上元帅,大将的位置也是铁板钉钉。
凭啥敢口气这么大?
哪怕只看资历,人家是红五军团的一把手,跟彭老总平起平坐;再说“带资入股”这事儿,宁都那一嗓子,直接拉过来一万七千多号人,红军那时候的总兵力才多少?
这一下子就扩充了一半。
可惜啊,所有的推演都在37年腊月的那场风雪里碎了一地。
高台县那截不起眼的土墙根下,这位喝过保定军校墨水的高材生,把弹夹里的最后一发子弹射出去后,把自己也留在了那里。
大伙儿聊起董振堂,总觉得这就是个不要命的“猛张飞”。
可要是把他这辈子的三回大抉择掰碎了看,你准会发现,能让他坚持到底的,不光是一腔热血,脑子里那本账其实算得比谁都精。
第一笔账:拒绝当“填坑的”
把日历翻回1931年,坐标江西。
那会儿董振堂还是国军第26路军的旅长。
履历表那是相当好看,保定系出身,还在西北军当过师长,虽说中原大战后缩编成了旅长,可日子过得那是真憋屈。
蒋介石对待杂牌军那是出了名的“借刀杀人”:把你们往红军枪口上送,赢了算捡漏,输了正好借机撤编,怎么算他都不亏。
摆在董振堂眼前的路就是个死胡同:硬着头皮打,那是自相残杀,关键还打不赢;想往后撤,军法处等着你,队伍还得被人家一口口蚕食掉。
路口就俩岔道。
头一条:接着给南京那位卖命。
下场不用猜,26路军早晚得在围剿里耗干,自己这个非嫡系,不是战死沙场,就是被夺了兵权晾在一边。
第二条:直接掀翻桌子,换个活法。
这可不光是思想开了窍,这是关系到一万七千多弟兄脑袋的大事。
董振堂脑瓜子灵光,不是那种死脑筋。
早年在西北军那会儿,他就懂得审时度势。
既然上头想借红军的手搞死自己,那心里的小算盘就打得噼里啪啦响:你不拿我当人,我就反了你。
再加上赵博生他们在底下的穿针引线,局势看得更透了。
国民党那边派系斗得乌烟瘴气,杂牌军就是后娘养的;反观红军,虽然现在看着单薄,但这股子精气神,简直就是当年北伐军的翻版。
31年12月14号,宁都那边枪声一响,事儿成了。
这步棋算是走绝了。
一万七千名练家子,带着红军做梦都想要的重装备入伙,中央红军的腰杆子立马硬了。
董振堂这招,不光保住了队伍的根基,也给自己趟出了一条阳关大道。
第二笔账:揽下那个“送命活”
长征的号角一吹,红五军团摊上个新活儿:殿后。
打仗这事儿谁都知道,打头阵那是尖刀,撕口子容易立战功;断后那就是盾牌,挡追兵那是拿命填。
那阵子中央红军能打的主力就五个军团。
红一、红三那是开路先锋。
红五军团虽说底子稍微薄点,可毕竟是正规军底子,也是响当当的硬骨头。
这种“擦屁股”的苦差事,董振堂咋就一声不吭接手里了?
说白了,这是他对大局看得比谁都准。
湘江边上那一仗,为了让大部队过江,红五军团底下的34师硬是拼光了,整建制报销。
这就叫断后的代价。
董振堂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活儿就是拿命换时间。
要是屁股后面顶不住,机关和主力被敌人咬住,那后果想都不敢想。
从旧军阀堆里爬出来的他,太明白“各扫门前雪”是个啥下场——当年西北军也好,各路诸侯也罢,之所以散伙,就是因为没人肯为了大伙儿牺牲自己那点瓶瓶罐罐。
他就甘心当了这个“冤大头”。
长征几万里走下来,“铁流后卫”的名号是红五军团用血换来的。
这背后是无数次拼杀和少了一半的弟兄。
但这笔买卖,董振堂觉得,值。
日历翻到37年开年。
这会儿红五军团改叫红五军了,跟着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那一带折腾。
元旦那天,红五军那是相当生猛,一口气拿下了高台和临泽。
这突袭打得漂亮,手里有了产粮的地盘,部队那饿得咕咕叫的肚子总算有着落了。
谁知道好景不长,形势立马掉了个个儿。
12号那天,马步芳那帮人凑了两万多号,把高台围成了铁桶。
这仗怎么看怎么没法打:
对面:两万多骑着马的、扛着枪的,在家门口作战,吃喝不愁。
咱们:才三千多号人,蹲在一个破城墙里头,那是易攻难守,子弹打一颗少一颗,援兵还过不来。
撤,还是硬扛?
按理说,要想活命,突围是唯一的路。
可董振堂愣是没动窝,选择了死守。
图啥?
就因为高台不光是个城池,那是西路军钉在河西的一颗钉子,更是全军吃饭的命根子。
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大西北,要是没了粮食,部队照样是个死。
他在高台硬是顶了九天八夜。
这九天,三千红五军弟兄面对的是疯狗一样的轮番冲锋。
手里没炮,城墙被轰塌了,战士们就拿胸膛去堵缺口。
可打仗这事儿,最后拼的还是硬实力。
援军死活冲不破阻击线,高台成了海里的孤岛。
折腾到最后,弹药空了,粮食也没了。
破城的那一刻,红五军十不存一。
军长董振堂血洒疆场,绝大多数官兵都倒在了那片土地上,能跑出去的没几个。
曾经那支一万七的大军,在高台画上了一个带血的句号。
回头再看董振堂这一辈子,从军校精英到西北猛将,再到红军指挥员,他走的每一步,脚印都踩得特别深。
假如他没走,五五年那场授衔大典上该是啥场面?
红五军团那是军团级的架子,跟林、彭都是一个档次的主官。
红军最穷的时候,他带着一万七千人和大批装备“入股”;长征最险的时候,他负责垫后;西路军最难的时候,他把命扔在了战场。
不管是论资排辈、论功行赏还是看牺牲精神,那个元帅衔给他,谁都挑不出理。
只可惜,史书里没法写假设。
将军早早陨落在了高台那场漫天风雪里,没能亲眼瞅见新中国的太阳升起来。
不过,他留下的那套“算法”——关于怎么尽忠、怎么牺牲、怎么守住信仰,反倒成了这支队伍压箱底的宝贝。
信息来源:
《时代人物》2020年第26期,温新民、夏邦鑫《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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