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没干别的，一直在反反复复的研读师父讲的历代易学的流变以及师父对本经的注解，因为我觉得这两部分内容结合起来，对于更好的消化课程极有意义，同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研讨角度和切入点。

看完师父注解的《周易》本经部分，再反观历史上那些学者们的注解，不禁由衷感慨，几千年了，他们竟然全部集体跑偏，似乎都在做同一件事：用自己的局限理念，去解释这本古老的经典。他们不是在继承和发扬《周易》，而是在利用《周易》为自己的学术或者功利目的而服务。

01 源头，孔子与《易传》的第一次转折

传统认为，文王演卦，孔子作传。现代学术研究虽对卦爻辞作者有争议，但对于《易传》与孔子学派的密切关系已成共识。孔子“韦编三绝”读《易》，重点不在占卜，而在“观其德义”。这原本是哲学升华，但问题是他只传承了一部分周易思想。

《易传》本身对“象”如何生出“辞”的机制说得不够清楚，比如"地中有泽，临”这样简单的描述，没有解释“地中有泽”这个卦象如何逻辑推导出“临”的卦义。这个模糊地带，成了后来所有误读的起点。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汉代的经学大师们，开始在这片模糊地带建立自己的体系。

02 汉代象数派的心机与困境

汉易的主流是象数派。孟喜提出“卦气说”，将六十四卦与一年365天匹配；京房更进一步发展出“八宫卦”“纳甲”“世应”"飞伏″"六亲″等复杂体系。这些理论极为精巧，看起来似乎“科学性”十足。京房甚至用这套理论预测灾异，一度名声大噪。

但是他有个致命问题，那就是：这套体系是建立在特定时空观测数据上的。汉代京房的卦气体系，其观测基础是西汉都城长安的气候规律。当首都迁到洛阳，整个系统的预测准确性就大打折扣。这就好比用北京的节气规律去预测广州的天气，自然漏洞百出，而这，正是统计学的滥用所造成的最大弊端，因为易学并不是统计学，或者说，不仅仅是统计学。

更重要的是，《周易》最根本的精神是“变易”，是“不可为典要”。而汉代象数派却试图建立一套固定不变的僵化推演公式，这本身就违背了《周易》的基本原则。

当象数体系越来越繁琐——甚至出现了“半象”（取半个卦象）这种牵强附会的概念时，反弹就不可避免了。

03 王弼的革命

曹魏正始年间，王弼面对汉易的繁琐，提出了“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主张，认为卦象只是获得意义的工具，得到意义后就应该忘记卦象。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王弼的《周易注》一扫汉易的繁杂，直接阐发义理，让人耳目一新。

但是，他走得太远了。

王弼用“贵无论”来解《易》，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无”。这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老子从来没有说过"无"是世界的本源，而是认为"道″是世界的本源。他在《道德经》里明确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是“有”而不是绝对的“无”，如果要继续往前推"道″之前是什么，"有″是从哪里来的，那也是"有无相生″而不是只有"无中生有"，所以"贵无论"不管是否受到过佛教思想的影响，归根结底也只是王弼的自作聪明，用来作为解易的指导思想则更可以认为是他犯了一种方向性的错误。

至为关键的是，王弼忽略了“言出于象”这个基本前提。没有说清楚卦象如何生成卦辞，因而他所解的义理，无疑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而且，王弼解经有个特点：只注《彖》《象》，不注《系辞》《说卦》。为什么呢？因为再注下去，他的体系就难以自圆其说了。这并不是孤例，就连后来的程颐写的《程氏易传》，同样也避开了《系辞》等篇。所以说，这是义理派的通病，那些学术大师们，似乎都在尽力回避着对于“象”的本源追问。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象″是怎么来的了。

04 两宋理学的收编与改造

宋代易学又达到了一个高峰。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邵雍创“先天易学”，张载主“气本论”，二程讲“天理”，朱熹则试图综合各家观点。

朱熹说“《易》本卜筮之书”，这一点是很清醒的。但他同时又说“太极只是个理”，将世界本源(他以"太极″来代表)归为"理″，将《周易》纳入理学的框架之中。可以看出在这里，他作了一个微妙的转变：将《周易》从全息对应宇宙变化的系统，变成了阐述儒家“天理”的教科书。

邵雍的先天象数体系宏大精密，用“元会运世”将时间与卦象对应，创造了恢弘的宇宙年表。但这套他自创的体系与《周易》古经的关系已经相当疏远，更多的是邵雍个人的哲学创造。在这一点上，他所谓的先天易学体系与孟喜、京房所创的"卦气说″可谓是异曲同工。

南宋杨万里的“史事宗”用历史事件解易，看起来好像让《周易》更接地气了，也更“儒家化”、“伦理化”了，但其实这种阐释已经远远背离周易本意了。

到了朱熹的《周易本义》被定为科举标准时，《周易》已经彻底成为理学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了。学者们读《易》的首要目标变成了理解儒家的“天理”，而不再是理解《周易》本身的奥妙了。

05 误读的根源，都想“用”易，而非“承”易

梳理这条千年脉络，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几乎所有重要的解易者，都在用《周易》阐述自己的哲学，而不是探究《周易》的本意。

汉代象数派想建立一套可操作的占卜系统，服务于现实预测，特别是为治理天下的决策者而服务。而王弼想用《易》阐发玄学，构建“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程颐、朱熹则想用易经论证理学，确立儒家伦理的形而上学基础。他们都预设了答案，然后再到《周易》中去寻找一些"证据″为自己的答案作辩护。

当然，这里不是说这些阐释都没有价值。从王弼的玄学易到朱熹的理学易，都处于当时思想的高峰地段。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只是“接着讲”，不是“照着讲”。他们对周易所作的注解，并不忠实于原意。其最大的价值不在于传承易学的精髓，而在于继续维护《周易》群经之首的地位，让这门学术能够活下去、继续流传下去，让后世的有缘人有机会进行破解和还原。这就够了，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重要，也就够了。

《周易》本经在说什么？不过是通过六十四卦的象与辞，揭示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道”是变化之道，是生成之道，是“生生之谓易”的鲜活过程。

它不是“无”，不是“理”，不是“气”，它就是变化本身。

06 被忽略的关键，“象”为何如此重要

为什么历代解易会偏离本义？关键在于对“象”的无视或者误解。《周易》是“观象系辞”。卦象不是随意的符号，而是对天地万物运行状态的全息对应，卦象本身就是一种全息“语言”。

王弼“得意忘象”的问题在于，他假设意义可以脱离象而独立存在。但在《周易》的体系中，意义恰恰是内在于象的结构关系中。比如乾卦六爻皆阳，坤卦六爻皆阴，这种结构本身就蕴含着“健”与“顺”的性质。

历代解易者，要么像汉易那样把象数繁杂化、公式化、机械化，要么像义理派那样回避甚至忽略象数，他们都错过了《周易》最精髓的部分：以万象而对应万变。

07 重新发现《周易》，回到“变化”本身

那么我们现在重读《周易》，要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放下历代注释的厚重包袱，尝试着直接去面对经文本身。

这不是要否定王弼、朱熹的贡献与价值，而是要意识到：他们阐释的是他们的观点，而从来不是《周易》的精髓所在。

《周易》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卦爻辞说了什么永恒的真理，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理解变化的思维方式。那就是，从"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去理解世间万物的变化规律。

“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才是《周易》的核心精神。没有固定不变的教条，只有适应变化的智慧。

从这个角度来看，历代对《周易》的“误读”或许有其必然。每个时代的解易者都在尝试用自己的语言去重新诠释经典，从而为自己的价值观更好地服务。但是我们必须分清楚，哪些是《周易》本身的思想，哪些又是他们想用《周易》为自己价值观辩护的内容。

真正的“易"学，从来不是背诵卦爻辞，也不是学习占卜技巧，甚至不是研究哲学命题。而在于培养一种在变化中把握脉络的能力，一种在纷繁现象中看到结构的眼光。

千年易学史，是一部“辉煌”的千年误读史，注意"辉煌″两个字我特意加了一个双引号，每一代人都以为自己读懂了《周易》，但是实际上他们只是在让《周易》这个"大儒″来为自己辩经，他们都被囿于自己的时代之中，同时也被自己的需求和偏见所困住而不自知。而这或许就是所有经典的共同命运：不断地被误读，也正因为被误读，而在这个过程所具有的使用价值中，而不断地被流传下去。

最后我想说一个最简单也最根本的问题：《周易》到底在说什么？

答案可能出人意料地简单：它说的是变化的规律，仅此而已。而理解变化的方式，就是“观其象而玩其辞”。回到象，回到辞，回到卦爻之间，那里才有《周易》未被遮蔽的本义。至于"象″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从规律中来，从"数″中来，从"心″中来。"数象理占″才是《周易》中不可忽视的四大要素，而它们所组成的有机体系，正是易学基本结构的完整体现。（云隐宗 加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