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5日的黄昏，北平府右街的路灯刚亮，张治中提着一只旧皮箱往驻地走。街角冷不丁闪出一名便衣，远远跟着；拐弯后，又冒出两个荷枪战士。张治中忍不住苦笑：自己到底成了“重点保护对象”。
他之所以被如此紧盯，根子还在那场已成定局的国共和谈破裂。4月初，他率代表团来到北平求和，七天内与周恩来反复磋商，草拟《国内和平协定》。20日，南京方面电令拒签，紧接着，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京易手。多数代表犹豫不归，张治中却坚持应返沪复命；周恩来劝道：“南边特务多，留下来更安全。”一句“不能再对不起姓张的朋友”点中了他的死穴，他答应暂留北平。
留城的第一个月，张治中仍抱着侥幸——也许蒋介石还有回旋。但5月下旬，广州行营连发密电，逼他交出谈判全部草案，他这才明白退路已断。与此同时，中共方面为他安排了北总布胡同14号院，孩子和夫人也从天津秘密接来。消息传到广州，军统头子毛人凤恼羞成怒，下达“肃清叛将”计划。于是，张治中身边的警戒等级骤升到“甲等”。
警戒虽严，却难免尴尬。政协筹备会期间，他每天出门都要被三班岗哨护送，连去西单理发都得事先报备。9月28日晚，周恩来照例到胡同里看望他。茶刚倒好，张治中放下杯子，半真半开玩笑地问：“恩来兄，是不是还不信任我？”周恩来哈哈一笑，把声音压低：“你想啊，那边说要在庆典前搅起血案，我们不敢掉以轻心。毛主席吩咐：’文白是朋友，不能出纰漏。’这才日日派人跟着。”一句话，说得张治中既感动又有点不好意思。
夜深人静，他想起四年前初见毛泽东的场景。1945年8月27日，他陪同美国大使赫尔利飞抵延安，那条黄土机场、那排简易窑洞、那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一幕幕历历在目。28日随机赴渝的途中，他和毛泽东对坐交谈，通宵未眠。回想那段旅程，他常感慨：若非亲眼所见，很难相信一支吃小米的军队能赢得人心。
对和平的执念也源自那一次谈判。10月8日，重庆桂园送行酒会上，他说“百分之七十的希望已握在手里”，可惜历史没给他余地。1946年春，他再赴延安，希望修补裂隙，却被日益扩大的内战声浪淹没。三进延安，三次失望，最终在1949年选择站到人民一边，这条路并非一夜之间想通，而是多年沉淀的结果。
再回到北平。10月1日正午，张治中与各界人士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礼炮齐鸣时，他下意识摸了摸胸口，那里揣着一张小纸片——“特级目标，务在10日前除之”。这是我党情报部门截获的国民党密令，周恩来故意没给他看全文，只让他知道危险的分量。那一刻，他心头一热：守护不仅来自友情，更是对信义的最大尊重。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进藏考察、参与起草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他跑遍大半个新疆与甘肃，常笑称自己“改行当交通员”。1955年授衔典礼，他婉拒了元帅衔，理由朴素：“我没带兵打过共产党，不该受此荣誉。”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病逝于北京医院。临终前，他口授遗言：“愿毛主席长寿，愿民族和睦。”周恩来代毛主席出席告别仪式，结束后把张家子女叫到一旁，“主席让我问：一，你父亲手中是否还有机密文件？二，你们生活有没有困难？”简短两问，把关怀落在实处。
张治中的一生，起落迭宕：黄埔一期、蒋介石心腹、国共调停人、开国元勋。有人评价他“亦官亦民，亦敌亦友”，倒不如说，他始终相信枪弹解决不了中国前途。49年那个被“全天陪跑”的九月，警卫的目光里没有怀疑，只有保护。张治中自己也明白，信任早已明确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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