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14日拂晓，沈阳已经是白雪皑皑。北陵路旁的松树压着冰霜，空气里透着刺骨的凉。就在这天上午七点三十分，军区作战值班室拨出一通加急电话，十位数的军用磁石机“砰”地一响，辽宁营口县桥镇公社和平大队社教蹲点的“陈池”同志拿起了话筒——那是陈锡联给自己起的化名。短短一句“快回来，政委不行了”，将他从乡间瞬间拉回沈阳。
陈锡联没有多问，放下电话立刻踏上返程吉普。此时谁也想不到，六年前在北京西郊机要局的小楼里，他听到“去东北另有重任”那句话时，还觉得未来大有可为；而如今，搭档赖传珠的病情却突然告急。车轮压过封冻的公路，吉普一路颠簸，陈锡联靠着车门，脑子里翻着与赖传珠并肩的日子。
1959年秋，他奉命离开炮兵部，携新任命书北上沈阳。那天递给他任命文件的是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去那里干一仗和平时期最难的活——建军练兵。”与陈锡联同时被宣布的新职务，还有新中国最年轻的上将之一赖传珠出任政委。两位同龄人，背景迥异：陈锡联出身贫苦农家，赖传珠1908年生于江西临川，1927年入党、1928年随红军上井冈山，枪林弹雨中负伤三次。但两人都习惯少废话，多干事，这成了他们后来自然而然的默契。
换装到沈阳后的第一个冬天，军区大院里的雪厚过靴帮。吃完晚饭，“陈赖”二人总爱沿着柏油路慢走。一边是军事主官的锋利思路，一边是政治主官的细腻关怀，意见在脚步声中不断碰撞。后来其他常委闻声加入，散步队伍越拉越长。有人打趣说：“会议桌上十分钟吵不清的事，院子里三圈就定了。”这种看似随性却极管用的碰头方式，慢慢成了沈阳军区的“传统项目”。
紧接着，国防建设进入关键时期：边境局势紧张，部队必须要有随时打硬仗的准备。1960年冬练三个月，气温零下二十摄氏度，地面冻土深达一尺，陈锡联和赖传珠硬是把指挥所搬到靶场。雪夜演练结束，他们抄近路回营地，脚步咯吱直响。那年“冬季大练兵”检验射击、通信、机动三项指标，沈阳军区成绩名列前茅。军委发来嘉奖电，说“将帅同吃干粮、同蹲雪窝”，兵心才真正热起来。
与此同时，一颗年轻的名字逐渐在军区传开——雷锋。1960年1月，新兵雷锋在抚顺工程兵第十团报到。年底评先进，组织部拿出一大摞登记卡，雷锋的那张被标得红红的。陈锡联看了事迹材料，皱眉说一句：“这孩子骨头硬，心又实。”赖传珠附和：“得让他站到台前。”于是1962年共青团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出现了雷锋端正的身影。他动情讲起“苦难童年”“把部队当家”，台下掌声一次比一次高。散会后，赖传珠招手把他叫到一旁：“雷锋同志，回去好好干，军区准备给你更大舞台。”一句话刚落，谁都没有料到，同年八月，雷锋因公殉职。
雷锋牺牲的消息传来，军区上下沉默良久。1963年1月，“雷锋班大会”在沈阳召开，赖传珠题词“永生的战士”，陈锡联题词“党的好儿子”，二人的笔迹一横一竖，刚劲有力，定格在会场正中。为了让故事走得更远，他们提议录制报告，剪辑成十几盘磁带，分送东线、西线各部。正是这些磁带，让“钉子精神”在林海雪原、在鸭绿江畔生根。
然而，高强度的工作与旧伤寒毒一起，悄悄蚕食赖传珠的身体。自1950年代初，他就已留下严重肝脏疾患。医生再三劝他休养，他总是摆摆手：“再撑几个月，把训练计划收个尾。”1965年8月，总政布置领导干部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陈锡联列首批，决定带头去基层摸实情。临行前，他拍拍赖传珠肩膀：“老赖，注意点身体。”赖传珠只是笑笑：“老毛病，耽误不了事。”
然而病情不会因意志而改写。12月12日，赖传珠主持军区党委扩大会，长达六小时，其间没有一次离席。会议结束时，身边警卫惊讶地发现他皮肤泛黄。14日清晨，医生确诊为急性黄疸萎缩性肝炎，病情极凶险，必须立即抢救。军区立刻拨给陈锡联那通电话。
午后两点半，陈锡联赶到营区时，传达室里的电炉发出微弱红光，空气里混着碘酒味。他推门入内，看到赖传珠在病床上目光仍旧坚毅，却透着明显的疲惫。“政委，专家很快到，您放心。”陈锡联压低声音说。赖传珠抬了抬手，示意身边人别扶，轻声回应：“部队竞争考核的方案，你要再琢磨琢磨。”短短一句话，用尽了全身力气。对话至此，已然让旁人扭头湿眼。
15日至20日，北京协和与解放军总医院十几位专家相继抵沈。输血、注射、针灸、冷敷，能试的都试了。遗憾的是，病情下滑趋势无法逆转。24日凌晨，军区礼堂灯火通明，电报机哒哒作响，打印出一句让所有在场值班军官沉默的文字——“赖传珠同志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四时三十分不幸逝世，终年五十五岁。”
噩耗传遍军区，8000多封唁电雪片般飞来。陈锡联写完悼文，把“非常亲密、非常融洽、非常合拍”三个“非常”反复念了两遍，纸张因手汗微微浸透。沈阳当地随即成立公祭委员会，27日公祭大会在省体礼堂举行，2500人自发前往。老兵李成海脱下大衣，冒着零下二十五度的寒风排队，只为了在灵柩前敬上一个军礼。那一刻，谁都没发出声音，只听到棺木上盖的八一军旗被冷风烈烈拉动。
四天后，专机抵京，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亲赴机场迎灵，护送至八宝山。整个仪程庄严沉肃，没有一个旁观者不被震撼。中央唁电写道：“沈阳军区工作成绩卓著，政治建设尤为突出，赖传珠同志功不可没。”言简意赅，却给了“陈赖组合”最高褒奖。
丧事办完，陈锡联没有回营口。在那个干部大批下乡、骨干力量分散的时节，军区需要有人坐镇，他别无选择。自此以后，大院散步的老路线依旧，只是脚步声从两个人变成一个人。深夜十点，巡逻哨兵时常看见司令员独自绕着院墙踱步，边走边在小本子上记画符号。有人问：“首长，又散步？”他停住，合上本子，抬头却没回答，只是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
时间再往后推，1966年春季大考核如期展开，一纸综合成绩报至北京。有人留意到一个细节：作出成绩签字时，陈锡联在最后加了“贯彻赖政委遗志”七个字。常年与他共事的作训处处长感慨：“这算不算散步会议里的最后一份纪要？”
从1959到1965，短短六年，东北这片寒冷的土地见证了一对将星的并肩发光，也见证了生死别离。许多官兵后来回忆起那段岁月，会提到两件小事：夜雪练兵时营房里亮到天明的作战灯，以及春风初融时大院里咯吱作响的步履声。或许正是这些细节，让“陈赖”组合的故事远比简历上的军衔、奖章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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