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深秋，医院病房里的时钟指向清晨六点。刚做完常规复查的粟裕坐在病床旁的竹椅上，翻看着新寄到的几张部队宣传画。翻到第三张，他眉头倏地蹙紧——那是几名年轻战士手抱炸药包、成扇形猛扑敌坦克的场面。病房的门被推开，探亲归队前额外来道别的粟戎生还没来得及敬礼，耳边就响起一句低沉却透着火药味的话：“你们这打法，可不行。”
粟裕此时已年近六十，因病提前离开前线多年，被戏称“半休整状态”。然而一旦议及战事，他依旧眼神犀利。见儿子愣在门口，他扬了扬那张宣传画：“谁设计的？一班人贴脸扔爆破筒，这打法是抗战留下的老路子，真要上了现代战场，一个排也不够坦克履带碾的。”
粟戎生转身关好门，压低声音：“爸，这只是对外宣传，部队训练可不会这么干。”话音刚落，粟裕抬手轻轻一拍椅把，显然不买账。他担心的不是儿子个人，而是那些正准备上战场的年轻人。若宣传与实战脱节，误导的可是一个时代的血肉。
想起二十多年前的惨痛经历，他的焦躁便有了来处。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时，坦克初露獠牙。华东野战军在双堆集遇到敌装甲突围，数百人用肉身贴近爆破，付出沉重代价才挡住冲击。那一幕在粟裕心底烙下阴影，也让他确信：必须用技术与战术双重升级破解钢铁洪流，而不是复制旧式“人海”勇往。
因此，当1961年，19岁的粟戎生带着“导弹工程第九期”录取通知来到家中报喜时，父亲脸上少见地流露欣慰。家里人记得，那天晚饭桌上，粟裕只说了一句：“别像我当年，只会扛枪跑。”此后数年，他常把最新的国外军事资料寄给儿子，笔记旁用红蓝两色批注，“武器是一把刀，战法是握柄，二者缺一，必遭反噬”是常见评语。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爆发，校园里风声鹤唳。热血方刚的学员们纷纷请战，粟戎生也上书校部，要求退学入伍。层层领导轮番做工作，连院政委都劝他沉下心：“尖端技术同样是武器。”消息还是传到粟裕耳里，他却没急于阻拦。夜深人静，两人坐在台灯下，父亲只问一句：“真想冲锋？”儿子点头。老人叹了口气：“想打得赢，得先懂技术。战争早就换了模样。”这一夜长谈，终于把年轻人的心火从战壕里拉回课堂。
五年后，粟戎生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到某导弹部队。别的同学进研究所，他却主动要求下连，从擦拭发射架做起。经验不足的窘迫很快袭来：他熟稔理论，却第一次摸真弹；滚烫的发动机、密密麻麻的线路，让他吃了苦头。老兵打趣：“书呆子也能当导弹兵？”他苦笑，低头记笔记，一天几十次拆装，半月磨破手套三副。半年后，他已能在夜间盲操作完成故障排除。那时，父亲偶尔来队探望，总爱坐在演算室的折叠椅上，默默看他调试参数，嘴角含笑。
然而战争形态的急速变革，再次触痛了这位老将的神经。进入七十年代，苏制T-62等主战坦克陆续登陆周边。粟裕时任军委顾问，常提出对策：一手抓反坦克导弹、一手抓步兵协同。他让秘书整理资料，邮寄给前线指挥员，也包括粟戎生。那次宣传画引发的“火气”，只是他多年忧思的集中爆发。
面对父亲的斥责，粟戎生没有辩解。他回想起孩提时代，父亲在皖南山巅的临战动员，沙哑着嗓子告诉战士：“能多打一船子弹，就少流一壶热血。”在粟裕眼里，技术与生命，从来是一体两面。几天后，粟戎生回到部队，第一件事便是重新审定反坦克训练科目，增加导弹快射与单兵反装甲协同科目，取消原有的“集体冲锋演示”。
1978年，粟戎生调任某基地副师长。临行前去医院辞行，粟裕拖着病体坐起，依然关注着战法革新：“导弹再好，也要盯紧情报侦察，打得准，才能保人。”这句话，后来被粟戎生写进了训练纲要。那是父子俩最后的深谈。1984年1月5日，粟裕病情急转直下。子女们闻讯赶到，他只抬起手，在空气里缓慢划出战场部署的手势。未及片刻，便合上双眼。
将星沉落，可他的思考仍在军中延续。1986年，粟戎生主持的反装甲综合课目在西北戈壁顺利通过考核。面对记者，他罕见地提到父亲：“我们现在用的每一枚导弹，每一种动作规程，都藏着老一辈赢下战争的经验，也寄托着他们再不想流血的心愿。”记者追问当年那幅引发争执的宣传画是否还在，他笑说早已锁进资料柜，“留着提醒后来人，血性与科学缺一不可。”
岁月流转，当年的口角早成家族回忆。可在许多老兵心里，“你们这打法可不行”不只是父亲对儿子的斥责，更像是一句跨时代的警示：勇敢需要智慧，冲锋也要技术。若无精准的兵器、缜密的战术，仅靠热血与胆量，对手是钢铁洪流，结果可想而知。粟裕用一生的实践，为这句提醒注入了沉甸甸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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