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16日，北京的寒风尚未退尽，邓小平请杨得志到西长安街那间简朴的办公室。灯光下，邓小平语气平缓却不容置疑：“我这顶总长的帽子，你来接。”一句话，为总参谋部揭开了新的篇章。
辞去兼任职务对邓小平而言并非意外之举。改革开放全面启动，他既要抓经济，还要谋划对外战略，精力被拉得极长。总参谋长更需要一位全职指挥者。此时的人民解放军正酝酿三件大事：边境警备、体制精简、现代化训练，桩桩都离不开总参出面统筹。
杨得志能挑起这副担子，资格毋庸置疑。14岁跟随红军上井冈山，黄洋界、湘江、百团大战一路打下来，几乎是用伤痕写下履历。更重要的是，他从战壕里走出后，没有停在旧模式，而是在课堂里再武装一次头脑。1954年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他第一次摸黑板上的公式，心里直打鼓。数学老师说“杨司令，先学分数”，他愣是硬着头皮学到凌晨，把初中课本翻了个遍。
毕业后调任济南军区。那是1957年12月，东海风高浪急，济南军区肩负守海防、保黄河的双重任务。一次军事会议上，杨得志提出“海岸线不能遍布铁墙，重点机动防御才是出路”。这一观点让许多老参谋豁然开朗，会议纪要直呈军委，毛泽东在圈阅时批示：“此议可行。”
1973年，他被派往武汉军区。中部战略预备队的身份，让这位久经沙场的将军开始严抓机动能力。战士回忆：“老司令说话不多，第一句常常是‘先到班排再谈计划’，他是真蹲连队。”据不完全统计，任内三年，杨得志下部队足迹覆盖鄂豫皖大部分团营。
1979年1月，云南边境硝烟四起。杨得志奉命出任昆明军区司令，筹划自卫还击作战。参战部队回忆，他常在地图前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夜里把沙盘摆在床头反复琢磨。一个月后，云南方向作战顺利收官，中央迅速表彰。
战争硝烟未散，军内又传来“百万大裁军”的消息。如何在减员三十万的同时保持战斗力？这事几乎是烫手山芋。邓小平深知其难，才把目光投向杨得志。双方会见时，杨得志试图推辞：“我没当过参谋，不如让年轻人上。”邓小平轻轻拍他肩膀：“现代化得靠懂打仗的老兵带头，你能行。”短短一句“你能行”，成为最终定音。
3月2日，中央决定正式发布。三小时后，总参作战部灯火通明，干部们议论纷纷。当天15点的欢迎会上，耿飚宣布任命。轮到杨得志发言，他看着满屋熟面孔，放慢语速：“我有两点要求。第一，半年内所有文件先送杨勇副总长，我要把底摸清；第二，同志们有意见就直说，别客气。”
这两条看似简单，却道出了他对制度与氛围的双重考量。总参机关历来高手云集，立规矩、听批评，才能让众多专业口径合成合力。之后三个月，他马不停蹄跑遍作战、情报、作训等部局，每到一处，先让副职介绍，再让中队干部谈困难，有时一句“说真话”就坐一下午。
精简整编方案的难点是“减数量、保质量”。总参先后起草三套版本，既砍编制，又要确保边防一线不失力量。资料显示，到1981年上半年，裁撤部队近百万人，其中近三分之一为机关与非战斗单位，部队层级由五级压缩到三至四级，后勤链条大幅精简。不得不说，这份堪称“动骨手术”的改革，为后续的现代化打通经脉。
与此同时，一场展示新体制战力的大规模演习被提上日程。1981年3月10日，杨得志携张震向邓小平汇报方案。邓小平边听边点头：“要把部队的气鼓起来，钱得花，但花得值。”最终敲定在华北平原实施实兵对抗，参演兵力三万余，动用坦克、炮兵、空军和两型新式导弹。
9月13日清晨，沙雾未散，炮声轰然响起。邓小平与李先念登上观礼台，望着滚滚铁流穿山越水。五天后，《人民日报》头版整版报道“华北大演习胜利结束”，境外媒体罕见用“惊艳”形容这支正在转型的中国军队。可以说，杨得志以一场硬碰硬的实兵检验，为他的总长生涯定下高标准。
1987年11月，他主动申请卸任，但仍被推选为中顾委常委。卸任后，他多次到河南、河北等老区调研，每回都自费带着十几件旧相册，见到乡亲就翻给大家看：“那一年多亏你们帮忙运粮。”老乡笑，老将军眼圈却红。
1994年10月25日，83岁的杨得志在北京安静离世。骨灰安放仪式简朴，符合他生前“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的嘱托。人们记住的不仅是那两条言简意赅的要求，更记住了一位在枪林弹雨与文件堆里都能拿出硬招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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