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的一天夜里，成都军区作战室电话此起彼伏，值班军官忍不住抱怨：“又是130师？”短短一句，点出了西南高原最能打那支劲旅再度受命的急迫。拿到作战命令的师长董占林，只用半小时便敲定行军方案。几个月前，他才带着全师从昌都转场回川，还没来得及把高原烧得发白的军靴换下，如今又得折返雪域。
130师为何屡次被点名？答案不难：天气、地形、适应力。高原反应不是纸面数据，缺氧、夜冻、昼晒，任何一条都足以拖垮生力军。可对130师来说，这些磨炼早刻进了骨头。于是，电报里的“指定部队”三个字，几乎等同于直接写上“董占林”。
董占林1915年生，黄陂人。长征末尾他才满二十岁，夺取泸定桥时还只是排长。抗战、解放战争一路血火，练就了能拎地图就打的本事。1958年回国，他被任命为54军130师师长，两年不到已是西南高原行家里手。更有意思的是，他后来写下回忆录，几乎洋洋十余万字，却对54军军长丁盛避而不谈，这就让不少老兵疑惑：两个人没见面？还是另有隐情？
要弄清缘由，只能把时间拨回1952年。那年夏天，按总部指令，44军和45军合编成立54军。番号换了，底子仍是硬通货：130、134、135三个全主力师。军长位置由45军135师出身的丁盛担任。丁盛早在衡宝战役中打出名声，虽是政工干部出身，可指挥风格凶猛，动作快、命令硬，战士们口头禅是“丁军长不要解释，只要结果”。
组军不久，朝鲜战场吃紧，54军即刻北上。此时董占林在133师当团长，人却被抽去军教导大队当大队长，随后赴朝鲜前线见习。1953年板门店刚收枪，他又被送进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两人轨迹就这样错过。学院里三年，丁盛也在南京，不过他读的是战役系，校门里擦肩而过已属平常，却难生上下级的浓烈羁绊。
1958年3月，54军自朝鲜撤回，驻至四川南充一带。丁盛仍是军长，忙于收拢部队、安置家属、处理转业问题；董占林则接过130师指挥棒，埋头恢复战备。到了1959年春，西藏局势突变，中央电令成都军区速派部队进藏，开头写的是：“调54军130师火速出动。”命令自军区下达，接收的却是军前指。换句话说，中间并未单独出现“丁指”的身影，客观上给了董占林无需提及的理由。
临出发前的一次电话会议，丁盛的嗓门传来：“别给我讲水烧不开，你们上次还不是喝着酥油茶过冬？最迟今晚整装！”董占林在另一端“是”的声音，不带一丝拖泥带水。短短交流一过，二人仍各忙各的。或许正因相处时日太短，情感温度也就不足以在书里着墨。
“黄指”——也就是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黄新廷，被任命为昌都指挥部总指挥。待黄新廷调离，副军长赵文进接任“昌指”，继续指挥剿匪围歼。130师在八宿、桑日一线数次围攻斩获颇丰，累积俘获、改编上万人。整个过程，丁盛留守军部，并不在前线。就作战命令链条而言，董占林只需向前方指挥部汇报，回忆录里缺少军长并不奇怪。
1961年9月，130师结束三年平叛任务，风尘仆仆回到南充。官兵以为总算能喘口气，谁知不久中印边境风声又紧。成都军区再次圈定130师，理由同样简单：熟路、能打、身体硬。军部提出先派135师，丁盛也赞同，可军委最终拍板还是130师。这等“舍近求远”，外人难免不解，然而清楚高原特点的人都明白，先到先战，分秒必争。
10月20日清晨，130师在达旺方向发起冲击，主力第389团像把锋利的矛头，一天时间歼敌七百余，夺得印军重兵布防的克里匠山口。前方无线电讯号嘶哑，仍能听见董占林一句：“记住，五分钟后必须拉平那个高地，不准掉队！”他指挥的节奏，和丁盛的“快”遥相呼应，却终究一山不容二虎，军史内各自成章。
反击战捷报传来，军区通电嘉奖130师主攻有功，随之而来的调令让董占林升任54军副军长。至此，他和丁盛终于拥有了长时间共事的机会。只是好景不长，1964年丁盛调离54军，董占林两年后亦奔赴11军。相加不到三年，日常接触裹挟在例会、演习、阅兵彩排之间，惊涛骇浪甚少。
1977年，丁盛因“林彪集团”旧案再度被调查，直至1980年代才彻底澄清。那几年，许多笔杆子都忌讳提他的名字。董占林的回忆录成稿时间已是八十年代末，他对往昔人物的取舍，难免有当时政治空气的考量。更何况，两人在战场并肩的日子寥寥，真正生死与共的，还是130师官兵，还是在零下三十度的雪线摸黑前行的那些夜晚。
也有人揣测二人性格不合。丁盛行事雷厉，眉宇带锋；董占林稳重内敛，讲究谋定后动。指挥风格各有千秋，同一屋檐下难免磕碰。假如真有摩擦，董占林的沉默，或许是出于军旅习惯：能不谈的，就让历史去冷却。
1993年，82岁的董占林在兰州写完最后一章回忆录，交给战友审阅。他握着钢笔想了许久，终究没有补上“丁军长”三个字。多年后，当研究者翻阅那本回忆录，才发现这处空白反倒成了引人遐想的留白。是疏忽？是避嫌？还是简单的交错与距离？答案恐怕只随两位老兵的背影，一并尘封在他们各自的岁月长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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