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上生：文化使命担当——曹雪芹对曹寅《续琵琶》的纪念|刘上生|昭君|曹寅|曹雪芹|续琵琶|胡笳十八拍|蔡文姬

一、特殊纪念

曹雪芹对祖父曹寅有很深的感情[1]。《红楼梦》中多次有意表露。第六十三回借贾宝玉生日之机，用曹寅寄遗民志士杜岕的诗注改易芳官《赏花时》唱词“闲为仙人扫落花”，表达纪念和崇敬是一种形式[2]；第五十四回明确提出曹寅戏曲创作是另一种引人注目的形式，因为全书只有一处。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红楼梦》

新年元夜，贾母回忆往事，指着湘云说：

我像他这么大的时节，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即如《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竞成了真的了，……

贾母的意思是说沉浸式弹琴可以乱真。

她举出有琴曲的三部戏，特别把少为人知的曹寅的《续琵琶》与名剧《西厢记》《玉簪记》并列。蔡义江于此评曰：“竟在诸著名剧目中带出曹寅的传奇剧本来，非人料想得到。作者为其先祖多才多艺的自豪感，洋溢纸上。”（《蔡义江新评红楼梦》，龙门书局2010年版，615页）

《西厢记》《玉簪记》中的“琴”，应该都是传统琴瑟之声的古琴。

“胡笳本自出胡中，绿琴翻出音律同”。《胡笳十八拍》是汉胡音乐融合的产物，相传由东汉末流落胡地的蔡琰所作。

但《后汉书·董祀妻传》载蔡琰诗二首，无十八拍。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九《琴曲歌辞》载《胡笳十八拍》署“后汉蔡琰作”，但题解引唐刘商《胡笳曲序》云：“蔡女（按：蔡琰）善弹琴，能为《离鸾别鹤》之操。胡虏犯中原，为胡人所虏……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似乎又是董祀作。

《乐府诗集》

曹寅《续琵琶》确定《胡笳十八拍》为蔡琰所作。第二十七出专写《制拍》，剧作还把制作《胡笳十八拍》作为体现全剧主题——蔡琰（文姬）为续修“汉史”[3]包羞忍辱的关键情节，赋予个体生命叙事、民族文化叙事和王朝历史叙事的多重内涵。

曹雪芹对祖父的用心心领神会。《红楼梦》特地为“《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扬名，不只是一种纪念，更是自觉继承延续以《续琵琶》为代表的包衣曹家“续汉”的文化使命担当。

二、着意虚构

曹寅很看重自己的戏曲创作。曾自我评价：“吾曲第一，词次之，诗又次之。”（王朝谳《楝亭词钞序》）《续琵琶》既是曹寅创作传奇戏曲的起点，也是现存曹寅戏曲的代表作品。

其写作，有明显接续高明南戏《琵琶记》的意图，并且借以寄托更深层的意蕴。于是便有了“《琵琶》不是这《琵琶》”的奇妙构思。

《曹寅戏曲集》

主要人物也从蔡邕（伯喈）赵五娘夫妇变成了《续琵琶》的蔡邕文姬父女，特别是悲剧主角文姬；同时展开了东汉末年政治动乱和民族矛盾的广阔场景，推出了其中的核心人物曹操，并由此表达重新审视历史人物的意图：“千古是非谁定？人情颠倒堪嗟”（第一出《开场》“西江月”词）

《续琵琶》原作应有四十出，今存残本。卢前《读曲小识》记：“《续琵琶记》二卷，二册……上卷尾缺半叶，下卷首尾各有缺叶，共存三十五出。”

此剧的写作时间，学界尚无定论。胡德平赵建伟认为在康熙四十三年至四十八年间，段启明认为在康熙三十一年至三十八年间。[4]

笔者认可胡德平、赵庆伟《<续琵琶笺注>前言》的概括：“为曹操翻案，为蔡邕正名，为文姬包羞忍辱提供依据，这‘三为’即是《续琵琶》的主题。”

“为曹操翻案，为蔡邕正名”这“二为”，段启明等学者多有评论，本文只讨论后“一为”。

它们是相互联系的，文姬所以“包羞忍羞”，就是为了完成父亲蔡邕交付的续修“汉史”使命，这样，就形成了《续琵琶》的两条线索：一条是政治线索，一条是文化线索。

曹操是前一线索的中心人物，董卓、袁绍、孙坚甚至王允都是从不同角度映照他的，矛盾的焦点是保护还是篡夺汉室政权，以及在这场斗争中是出于公心还是私欲，作者着力塑造了曹操对汉室的忠诚，和表现的文韬武略，显示了为传统戏曲“奸雄”曹操翻案的勇气；后一线索的中心人物是蔡邕、文姬父女，连接父女的不仅是血缘亲情，更有修《汉史》这项文化使命，作者着力表现他们的坚忍意志，特别是文姬的“包羞忍羞”所承受的巨大痛苦。

两条线索的连接点，是曹操与蔡邕的友情，以及对文姬的恩义，但更重要的是对修《汉史》使命的支持和承接。如果说，“芟除逆孽，护持汉室，存孤恤寡，接续文典”，是《续琵琶》歌颂曹操的四大功绩。那么，接续文典，就是作品的支撑和落脚点。

《续琵琶笺注》

这并非出自史实，却是作者描写的重点。它反映了作者艺术构思的深层用意。正如胡德平赵建伟《笺注》所指出：“文姬的归汉，《汉史》的续成，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它成为了一个符号。续《汉史》，就是接续文化。”[5]

为了强化蔡邕父女续写“汉史”的传承意义，作者进行了重要的艺术虚构。

《后汉书》卷六十《蔡邕列传》记载：

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纪》，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邕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分别首目，连置章左。帝嘉其才高，会明年大赦，乃宥邕还本郡。

这里没有蔡邕回家修史的内容。

《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也无蔡琰承父志续修事，惟叙：

《后汉书》

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虏，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

东汉女性参与修史的唯一例子是班昭。

《后汉书》载：“兄（班）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班）昭就东观臧（藏）书阁踵而成之……后又诏（马）融兄（马）续继昭成之。”[6]

《续琵琶》蔡邕蔡琰父女接续修史的艺术虚构[7]，当然是踵武班固班昭兄妹接续修史的真事，但却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它被设置在东汉末年政治动乱和民族矛盾的背景上，以父女两代特别是蔡琰没胡的惨痛遭遇为线索，续“汉史”既有存亡继绝的家族书香文化传承意义，又有接续汉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明传承意义。

三、使命担当

《续琵琶》以续“汉史”的使命担当作为全剧的中心线索。第三出《却聘》蔡邕后因宦官当道，辞官回家，“惟以撰补汉纪为事”，犹恐当道强召，托付女儿蔡琰；

将来吉凶未保，我“汉书”未就，今当托付于汝，你可效班姑勉教续就名山业，休作龙门死后孤。

第五出《别女》再次详加嘱咐：

昆曲《续琵琶》海报

可惜我数载心血，微言未伸，残篇断简休抛损。……

为爹的苦志一生，只为此书未就，今当付托与汝，须要勉成吾志。

显然，“汉史”的意义不止在纪事，还有作者待伸的“微言”。

第十五出《探狱》，蔡邕再托董祀：

我还有相托之事，我前将“汉书”半稿，付与小女收藏……

老父身垂死，娇儿隔绝遥，遗篇付汝收藏稿，名山大业勤蒐讨。

蔡琰被掳掠后，支撑她在胡地包羞忍羞的根本动力，就来自于完成父亲续修“汉史”的嘱托（详见后文）

而曹操怀念蔡邕，也不只是个人友情，还关联着修史大事，第31出《台宴》唱道：

昆曲《续琵琶》剧照

早知道汉朝遗史无人记，老司徒不合把班马诛夷，到今日残编断简成何济，那讨个续史班姬？……若此女取回，堪承父业，他一生儿为著作心力疲，才讨得画眉女一脉遗，怎生教流落在边荒地？......

第33出《入塞》诏命：“存亡继绝，衍名闳之书香；用夏变夷，使远人之怀德。”明确指出续史的家族文化和民族历史文化意义。

第34出《祭墓》，写朝廷诏命蔡琰续修“汉史”：

今我大汉，自中兴以后，掌故阙如。……其速载笔入朝，授以较书之职，缵成父志，弘我皇猷。

父志，友情，君命，文脉，都集中到“汉史”这个特殊符号里。但剧作并未描写续史的过程，而是强调相续相承，忍辱负重，生死以之的生命意志，凸显续史的使命担当，因而具有深刻内涵。

在《续琵琶》所写朝代（汉），到创作时代（清）的历史语境里，“汉”，有一个从朝代称号，到族类名称（汉人）演变的过程，同时在以“胡汉”“夷汉”代称的民族关系语境里，“汉”又一直成为华夏文明（文字）的符号。

硕士学位论文《国图藏残抄本续琵琶研究》

《续琵琶》的作者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种语词符号的多向所指，以“汉”（朝代）寓“汉”（民族，文化），寄托民族情感和文化意识。续“汉史”正是在汉民族命运处于负向历史关头“存亡继绝”的使命担当。这才是曹寅以续修汉史的文化使命作为《续琵琶》中心线索的根本用意。

它与曹寅的家世生平和包衣曹家的精神传承有着密切联系。《<续琵琶笺注>前言》重视这种联系，并列举了大量对照材料，得出曹寅有“遗民情结”的结论，笔者认可这些材料，但认为，就概念说，不如用“民族本根情感”或“民族文化情结”更为妥帖。

曹家是一个入旗已久，并且在政治上处于较高地位的包衣-仕宦家族，曹寅个人又深受君王宠信，在满清政权已经稳定，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汉文化传统，显示出满汉融合的历史趋势的时代环境里，认为这个家族和他本人还心存忠诚旧朝的“遗民情结”是不符事实的。

但他们拒绝满化，忠诚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心志又是非常明确坚定的。这不仅因为这个家族的强固民族本根意识，也因为这个包衣家族所受的满清统治者“严满汉之分”“严主奴之分”的根本政策的压迫，并不能因为与君王的个人关系而有所改变。

《曹寅与曹雪芹》（增订本），刘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版。

这种满汉融合与冲突并存的情况，对曹寅思想性格和包衣曹家精神传承有着深刻影响。它形成了包衣曹家“政文异向的双重忠诚”的精神文化特征，和以汉民族王朝开国元勋后裔曹良臣-曹彬-曹参为荣的家族集体记忆，而以汉初平阳侯曹参为远祖。这从《红楼梦》第二十九回借神前拈戏以《白蛇记》为第一本有明确暗示。[8]

因而在历经明末民族劫难屈辱地成为满清世代包衣曹家的精神世界里，“汉”作为王朝符号、民族符号与华夏历史文化传承符号的意义是特殊地叠加在一起的。它可以与一千余年前“包羞忍羞”的蔡文姬故事巧妙对接。[9]

在《续琵琶》里，曹寅虚构了接续修“汉史”这个既来自父亲又最终来自君王的文化使命，以取得终极合法性，用心良苦。这样既可作为家族和民族精神传承的符号，也含蓄地表达了对君王继承汉文化传统的期待，这与包衣曹家在满清王朝下的处境和作为是密切相关的。

四、双重使命

旦（蔡文姬）是《续琵琶》的核心人物，场次超过其他所有角色，其活动贯串首尾，文姬的内心刻画成为全剧的重心。“包羞忍羞”写承父命续史的坚韧意志，而蔡邕的另一文化传承——焦尾琴则引出了创制《胡笳十八拍》。

《文徵明书胡笳十八拍》

“搥破一群腰鼓，重弹几拍胡笳。茫茫白草卷胡沙，洒泪昭君冢下。”《开场》的《西江月》词句，点明了全剧的抒情高潮所在。

文姬一上场（第三出《却聘》），就以（父蔡邕）“日与奴家纂修‘汉史’”的自白，表明了她的个体生命与文化使命的纠结，紧接着蔡邕的嘱托“圣王命我纂修汉史，我‘汉书’未就，今当托付于汝”，更表明了这一使命的政治与家族内涵。

接到父亲遗书，“原来此是绝命题，看碧血迷离，垂死丁宁无别意，只把那汉书频频提”（第十九出《被掠》），这种使命感就成为她的人生动力和根本支撑。被掳受辱后，她要投江，却被昭君阴魂劝阻：

想俺当日远嫁呼韩，何难一死，也只恐和亲不成，有违君命，是谓不忠；你今日受父遗嘱续修“汉纪”，倘身死书亡，是谓不孝。且勉留胡地，十年后自有还乡之日。

【太平令】大古来姻缘不偶，多半是委骨荒陬。谁似你书香继后，终有日锦衣归昼。你呀，切莫要言愁诉愁，包羞忍羞……若不嫁单于，怎得你史编成就？（第二十二出《感梦》）

两位身入异域的弱女子，昭君劝文姬，都是把个体生命纳入宏大历史叙事之中，用“忠”“孝”的传统伦理作为精神支撑。不同的是，昭君是王朝利益的政治工具，而文姬却是血脉相连的使命担当。

溥儒、高华绘蔡文姬

就史事而言，文姬入胡的个人屈辱遭遇，死还是不死，基本属于个体生命观（主要是女性贞操观）的内在冲突；但《续琵琶》却把它演化为个体生命价值与文化使命价值的冲突：为什么活？这就大大提升了冲突的意义。

不仅于此，第二十七出《制拍》更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增添了文姬的生命价值。

【风云会四朝元】终朝催挫，费腾步怎挪？任愁将眉织，泪把容涴。想起如何可？痛严亲罹祸，痛严亲罹祸，旅櫬荒凉，渺隔山河。回首家山，更遭兵火，身世成蓬颗。……俺独坐帐中，吟啸成群，你听，那些胡琴羌管，好不娱耳。俺蔡琰一腔心事，若不播之歌词，传之乐府，百年之后，岂复知有蔡文姬乎？前日做下《悲愤诗》一首，自吟自叹，叫俺传与何人也呵。

【前腔】万种牢愁，纸上难堆垛。自吟还自哦。有谁来问我，似这无端歌哭，淹淹闷闷，好把唾壶敲破，唾壶敲破。俺今制成《胡笳十八拍》，可作琴操弹之。

很明显，才女文姬不但于身世遭遇自感悲愤，有强烈的抒写愿望，而且不满足于自吟自哦，还要“播之歌词，传之乐府”，使“百年之后”，人知有蔡文姬。

这就使自我生命价值，超越了肉体，升华为精神才华，还要使精神才华，传播于时空，并且突破现实时空，流传后世，获得永恒。这是一种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审美观上，蔡琰并不否定和排斥胡乐，“胡琴羌管，好不娱耳。”这才能制成《胡笳十八拍》，“可作琴操弹之”。民族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是《胡笳十八拍》得以创作和流传的重要历史背景。

《从曹学到红学》，刘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版。

可以说，曹寅构思的《制拍》一出，乃是文姬生命价值的升华。其意义，超越了承继父命接续汉史的孝道。

它尽情倾吐了“生长中华，遭此奇阨祸”，国难家难和个人苦难叠加的深哀剧痛，她明确意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关联，她埋怨天地不公，但绝不屈服于命运：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戎羯逼我兮为室家，将我行兮向天涯。云天万重兮归路赊，疾风千里兮扬尘沙……

十七八世纪的剧作家为这位一千五六百前的女子的作品赋予新的时代动能。因为他显示了文姬“制拍”着意流传于后世的文学才华和自负志向，以及超越胡汉界线融合民族音乐的审美创造能力。

《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

这当然是艺术虚构，因为今传《胡笳十八拍》的后半部已经包含别子回乡全部内容，不可能是在胡地营帐完成。

即使如此，曹寅的设计意义也不能低估。它使文姬的生命从此同时承载着家国的和自我的两种文化使命。

前者是传统伦理的，承继父命，并没有超越继兄写史的班昭及其《女诫》的范畴；后者却是具有作者生活的“现代”色彩的。文姬“制拍”流传百年的自负，使人们联想到晚明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死前的自画像和冯小青“卿须怜我我怜卿”的自恋，乃至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葬花吟》，那是女性的自我觉醒才真正开始的时代。

而在《续琵琶》的《制拍》中，曹寅用时代精神改造了蔡文姬。他的孙子曹雪芹敏锐地发现了祖父隐藏在《续琵琶》中的精神闪光。他通过《红楼梦》中贾母的回忆特别提出《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以区别于《乐府诗集》原作，并非曹寅对原作做了修改，而是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由于题材和构思的限制，文姬的双重使命文化的承载没有延续到最后，贯串到底的还是单一的续汉史使命。

作为背景，剧作客观真实的描写了当时的民族关系，一方面是侵扰掳掠，另一方面也有接受尊重。文姬背琴逃难被掳，二番私语“原来这女子会琴，记得大王吩咐:要个琴棋书画俱全的女子纳作阏氏”,才得免于一死。

《曹寅奏疏集》

成为左贤王阏氏后的生活，她也有地位，受到宠爱和服侍，左贤王被害后，她也并非只顾一己性命，而是带领部族迁往边塞，请求朝廷保护，而汉朝廷要实现文姬回归，也还送金璧给单于作为赎费。

这反映了当时的真实人性心理和民族关系。特别是儿女亲情的纠结，使文姬陷入极大的精神痛苦之中，但文姬仍然义无反顾回归。这不但是为了完成父亲续《汉史》的遗命，更是一种来自生命本体和民族本根的“家”的召唤。

五、“续史”与“修文”

曹寅借“修汉史”寄托怎样的家族传承？他的孙子曹雪芹又是怎样承担自己的文化使命？《续琵琶》展示了一条从“续史”到“修文”的脉络。

第三十四出《祭墓》生（董祀）祭蔡邕的唱词有“想天上楼成，召作金声赋；地下修文，名噪泉台路”之句。

这里用了两个“修文”典故。一是唐李商隐《李长吉小传》叙李贺将死时，昼见一绯衣人传天帝召：“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少之，长吉气绝。”

二是“地下修文郎”，《太平广记》卷319《苏韶》条苏韶卒后与亲人叙天上地下事曰：“颜渊、卜商，今见在为修文郎。修文郎凡有八人，鬼之圣者。”（出王隐《晋书》）

明嘉靖四十五年谈恺刻本《太平广记》

“修文”之典，虽不符史实，却符合蔡邕既是史家，又多才多艺，特别是音乐家的实际。从剧情看，也能够把蔡文姬的续史与制拍两件大事与父亲的传承更好地关联起来。

但曹寅在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用意，就是通过“修文”用典实现与纪念父亲曹玺的巧妙关联。

据康熙年间两篇《曹玺传》，曹玺继承包衣曹家“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的“家学”传统，是一位“沉深有大志”的人。[10]

康熙二年，他以“内务府郎中”被委任“江宁织造”，至康熙二十三年去世，熊赐履有《挽曹督造》诗：

天家工作重咨垂，水部持衡慎所司。

黼黻九重劳补衮，杼机二月念新丝。

云间已应修文召，石上犹传锦字诗。

配食瞽宗堪不朽，东南堕泪哭丰碑。[11]

此诗对曹玺的事业、官职、品德和贡献都作了充分而明确的评价。

惟颈联似另有所指。“修文”是文化事业。所谓“云间修文召”是综合了前述“地下修文郎”和李贺梦天帝召为文的典故。

这说明曹玺在织造之外，还做了重要的“修文”工作，而且有成绩，才可能像李贺那样得到上天召唤。

《楝亭集》

作为儿子的曹寅肯定对此很熟悉，在《续琵琶》显然是有意合用“修文”典故借祭奠蔡邕，表达对父亲“修文”功绩的称颂，同时也就把蔡邕文姬父女与曹玺曹寅父子对应地联系起来了。

蔡邕文姬父女续史，同曹玺曹寅父子“修文”，古与今，假与真，戏剧与现实，在汉文化意义和个体生命价值意义上同质同构，这正是曹寅的情感寄托所在。

曹玺究竟作了那些“修文”之事，还有待深入研究。从已知材料看，如通过与明遗民志士交往，尽量消除他们与满清政权的敌对心理；通过与文士艺人交往，推动文艺事业，推动参加己未博学鸿词科试和《明史》编纂，以及[12]他个人的“锦字诗”作等。

这些，都还是有迹可循的，笔者也做了一些探索。[13]《楝亭图咏》和最近《楝亭赠言》的发现，更为了解曹玺父子与江南文化圈的密切联系，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楝亭赠言》

尤侗《楝亭赋》所描述的织造曹家“琴瑟在侧，鼎彝维耦。书架等身，笔囊随手。朝延王谢之家，暮集邹枚之友”的景象，不为无据。至曹寅时代更达到顶峰。

曹寅前期与明遗民志士的密切交往，后期与江淮文士的广泛交往，声名卓著，对推动江南文学文化事业功不可没。曹寅以个人的曲词诗创作和收刻藏的文学文化全能继承家学和本民族的优秀传统，与续《汉史》的修文内涵是完全一致的。

“修文”也包含着时代的进步。为生存需要决定，游牧渔猎文明“尚武”，而农耕文明“修文”。

“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修文”是汉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明的特征，也是近代以前中华古文明进步的标尺。

如果说，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词科试是满清政权稳定后调整与汉族知识分子关系的重大措施，那么，康熙二十一年刻“稽古右文”之章，就是满清统治者接受汉文化的标志。

康熙皇帝也的确作了大量“接续文典”、整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前代文化遗产和集大成的工作，包括修明史、编纂《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推行官话（以北京音为基础的汉语）、以及诏命曹寅主持刊刻《全唐诗》《佩文韵府》等等。

曹玺、曹寅父子的“修文”为时代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追根溯源，这是与家族传承分不开的。

曹氏家族从明代辽东武官，满清包衣佐领武职“尚武”到“修文”的转变，实际上是从入清始祖曹锡远给他的儿子也就是曹寅祖父曹振彦命名（《说文解字》释“彦”曰：“美士有文”），和制定“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多艺能，射必贯札”的“家学”传统开始的，与坚守汉文化本根意识一致，重视“艺能”培养，由此可见顺应历史趋势的卓越眼光。[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