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清晨，皇姑屯爆炸的硝烟尚未散尽，二十七岁的张学良已在车站外接过父亲遗物。这个时间节点，常被视为少帅真正走到历史前台的起点。自此，他被迫在惊涛骇浪中验证自己十年军旅所习的理论与抱负，也在一次次抉择与失误间留下功罪并存的身影。
回溯到一九一九年春，他甫满十九岁，携着“张作霖公子”名头走进奉天讲武堂。教官中有日本陆大高材生郭松龄，也有保定系名将的客座授课，课堂里充满了日俄战役的新式教材。张学良却并未躲在父荫下，始终按课堂排名拚命追赶。结业典礼那天，榜首的名字叫“张学良”，他本人却在操场边对着导师低声说了句：“学生尚未学到精髓，惭愧。”这一句短短告白，倒显得颇为真诚。
讲武堂出身，使他对火力配置与后勤补给关注尤深。毕业当年，受日本陆军特别大演习邀请，他第一次在秋田目睹步炮协同的完整流程。回国日记里留下了这样的评语：“彼军行止谨严，后运不乏弹粮，吾军当师之。”热血诚恳，然而纸上谈兵与实战之间横亘着无法回避的地形、派系、政局。
第一次真正考验发生在一九二九年的中东路冲突。苏军七万，机械化程度远高于东北军。张学良把六万主力拉成两千公里长蛇阵，希望借纵深拖长对手补给线。这套思路在演习场说得过去，放在黑龙江草原却隐患重重：缺乏装甲支援，信息传递滞后，一旦被敌军高速穿插，就蜿蜒变脆。结果三周后前线崩溃，黑瞎子岛失守，九旅旅长韩光第成了俘虏。损失虽不至伤筋动骨，却让东北军内部质疑甚嚣尘上。
倘若说“长蛇阵”是第一次痛失先机，那么隔年中原大战的“三路入关”则是一次光彩的胜利。张学良以电报宣布出兵，北路进山海关，中路取唐山，南路绕津浦，直逼天津。阎、冯联军腹背受敌，南京方面大松一口气。军事学院里评价这次部署为“教科书式侧翼穿插”，更难得的是两周内完成，大幅缩短战局。可是，留给东北的兵力只剩六万，其中多数是新练新编部队，一场胜利在外，家门却被悄悄掏空。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柳条湖的爆炸将东北推入另一重噩梦。此刻的张学良身背“和平剿赤”、“中原定局”两大任务，机械化程度远逊日军，内部派系仍旧散漫。东三省十余万兵力若分进合击，未必能守住全线，然而执行“先不抵抗”命令也直接打开了山海关以外的闸口。次年一月，他在北京西山发出最后一道“全线撤退”，由此背负“东北易手”骂名。遗憾的是，这一次并非排兵不当，而是政治算计与中央命令交织，使他束手无策。
时间来到一九三三年初，热河保卫战再次让他走到兵棋推演桌前。面对板垣征四郎的数万精锐，他主张集中兵力沿长城要隘设伏，力图拖住日军锐气。战前会议上，副官问：“如果正面崩溃，侧翼怎么办？”张学良沉默片刻，只回一句：“再退也无地可退。”战略判断没有错，可惜前线将领多是临时拼凑，协同不畅，草草十日即决。二月末，承德城破，整座热河变成了关内与东北之间最后的失地。
接连失败，让少帅彻底明白，仅凭个人布阵技巧无法对冲军备差距和政局分裂。于是他把棋盘挪向政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骡马号角震动西京城墙，张学良与杨虎城发起兵谏。“委座若不抗战，何以面对国人？”会晤间，张学良开门见山。蒋介石被扣，陪同参谋一度惊慌失措，却终未见流血。此举逼迫南京同意停止“剿共”、集中对外，堪称其人生最后一次正确的战略部署。虽无硝烟，却改变了民族战局。
单论纸面成绩，张学良两胜一败：中原大战的快刀斩乱麻、西安事变的兵不血刃，可对上中东路与热河，他又难逃挫败。评价其军事才能，不能撇开三重枷锁。其一，派系：东北军分“元老”“士官”“讲武堂”三股，各自盘踞，不少老将心有异志。其二，装备：对手或机械化，或航空兵力占优，东北军仍以野战炮和骑兵为骨干；硬碰硬几无赢面。其三，政令：名义上归南京，实则需顾东京暗流，进退维谷，教科书战术往往耗死在电报来往之间。
有意思的是，他一生最闪光的决策，恰在放下枪杆、转向政治那一刻。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拘几十年，未再染指军政，关于他“军事天才抑或幸运将军”的讨论，遂成为史家茶余话题。若从讲武堂第一名的起点衡量，其战术功底扎实；若从结果看，则既有明珠闪耀，亦有暗礁割裂。战争年代，成败从不只由一人技艺决定，他的悲喜剧，更多写在时局狂澜里。
如今翻检档案，张学良给东北军留下的条陈仍可见精细笔触：弹药储运比例、骑炮协同距离、雪季行军时间表等，不难体会他对军事科学的执着。然而复杂的军政格局，让再周密的计划也难逃推翻、挪用、乃至误解。张学良未能在将星璀璨的民国史上列入“名将”序列，与其个人气质、家世负担、时代洪流交叠密切。至此，“军校第一名”终究化作回忆，而非桂冠。
这段历史给后人留下一个颇耐咀嚼的事实：战术与战略可以训练，政治与时势却往往不可控。张学良的三次重大部署，两度踢中要害，一度惨败，他的军事能力既非庸碌，也难称完备。在风云莫测的近现代中国，多数军人都难以脱离时代桎梏，这位少帅的身影，正是此间最具戏剧性的一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