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专挖冷门硬核历史、专讲有梗有料古人故事的[你的博主名],每天带你解锁一个不为人知的历史牛人,今天这位主角,堪称古代史官界的“硬核天花板”——别人修史要么曲笔逢迎、要么甩锅保命,他偏要秉笔直书,皇帝逼他改口、太子替他圆谎,他愣是硬刚到底,一句话差点把自己送进刑场,最后不仅没死,还活了98岁、历仕五朝,成为北魏政坛“活化石”,他就是不怕死的史官——高允。
先给没听过的朋友补个背景:南北朝是个比谁更乱、比谁更狠的时代,北魏鲜卑皇族入主中原,最忌讳的就是被人揭老底——早年游牧部落的黑历史、皇族内部的权斗血案,那都是皇家“绝密档案”,碰都碰不得。偏偏当时朝廷要修国史,明面上说“秉笔直书、实录古今”,背地里全是雷区,谁写谁倒霉,主编还是当时北魏第一权臣崔浩,高允就是核心执笔人之一,这活儿在当时,简直是阎王点卯、必死无疑。
高允这人,打小就轴得可爱。他出身渤海高氏,名门之后,却不爱搞门阀应酬,天天抱着经史子集啃,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堪称“南北朝百科全书”。四十多岁才入仕,不攀附、不钻营,给太子拓跋晃当老师,教的都是“诚信为本、直道而行”,自己更是说到做到。别人当官是为了荣华富贵,他当官几十年,家里穷得叮当响,草屋几间、布被麻袍,儿子们得靠砍柴种地养家,放到现在就是**“清廉到离谱的佛系老干部”**,可偏偏在修史这件事上,他半点儿不佛系,半点儿不妥协。
太平真君十一年,那场震惊南北朝的**“国史之狱”**爆发,直接把北魏官场炸了个底朝天。起因很简单:崔浩听了手下撺掇,把修好的《国记》刻在石碑上,立在城郊大路旁,来往行人都能看。高允早就劝过崔浩:“实录归实录,别太张扬,皇族黑历史摆上台面,必遭大祸!”可崔浩功高自傲,压根不听,结果鲜卑贵族炸了锅,跑到太武帝拓跋焘面前哭天抢地,说崔浩、高允等人“暴扬国恶、羞辱皇族”,皇帝当场暴怒,下令把所有修史人员抓起来,株连九族、一个不留。
消息传来,整个修史班子魂飞魄散,崔浩被抓后吓得浑身发抖、语无伦次,其他人要么连夜翻供、要么把锅全甩给崔浩,只求保命。唯独高允,淡定得像没事人,该吃饭吃饭、该看书看书,仿佛要被杀头的不是他。太子拓跋晃急得跳脚,这可是自己的老师,真被杀了,自己不仅痛失良师,还得担“护师不力”的罪名,连夜把高允叫到东宫,手把手教他:“明天见了父皇,你就说国史全是崔浩主使,你只是个打杂的,一字没写,我再替你求情,保你活命!”
换作别人,早就顺着台阶下了,毕竟太子都把“保命剧本”写好了,照念就行。可高允偏不,他看着太子,认认真真回了一句:“殿下,修史是我和崔公一起干的,具体注解、细节撰写,我写得比他还多,要杀要剐,我认,但让我撒谎甩锅,我宁死不干!”太子差点气晕,心想这老师怎么油盐不进,硬拉着他进宫,打算先替他圆谎,再逼他改口。
进宫后,太子先上前磕头:“父皇,高允为人谨慎胆小,修史全是崔浩专断,他从未参与,求父皇饶他一命!”太武帝本来也想放过高允,毕竟是太子老师,顺水推舟的事,于是转头问高允:“太子说的是真的?国史都是崔浩一人所写?”
全场屏住呼吸,只要高允点头,立马就能活。结果高允往前一站,腰杆挺得笔直,朗声答道:“回陛下,太子所言非实,他是为了救我才这么说。《太祖记》是邓渊所撰,《先帝记》《今记》皆是我与崔浩合写,崔浩总揽大纲,具体笔墨,我多于崔浩,罪在我身,不敢欺瞒!”
这话一出,满殿死寂,太武帝当场拍案大怒:“好个狂生!罪比崔浩还重,留你何用!”武士立刻上前,刀已架在高允脖子上,太子吓得面无人色,连连磕头求情。可高允面不改色,依旧重复:“臣不敢妄言,修史当实录,错了便认,宁死不做欺君之臣、不做枉史之人!”
谁也没想到,太武帝暴怒过后,反而冷静下来,盯着高允看了半天,感叹道:“临死不易辞,信也;为臣不欺君,贞也!自古死到临头还敢说真话的,朕从未见过,今日见了高允,真乃奇人!”当即下令赦免高允死罪,还夸他是“贞信之臣”,堪称千古难遇。
本以为这事就翻篇了,可高允的“刚”,还在后头。太武帝让高允起草诏书,诛杀崔浩五族,牵连修史官员一百二十八人,共计上万人。高允拿着笔,迟迟不肯写,拖了半天,直接求见皇帝:“陛下,崔浩虽有张扬之过,但修史乃奉旨行事,并无谋反大罪,若仅因直书就诛灭五族、株连万人,天下人会怎么看?史书会怎么写?”
太武帝再次被激怒,下令把高允绑起来,非要杀他不可,又是太子苦苦哀求,才把他放了。换作常人,早就吓得闭门不出、噤若寒蝉,可高允出来后,依旧不依不饶,反复劝谏,最终太武帝被说动,虽仍杀了崔浩,但停止大规模株连,救下了数千人的性命。后来太武帝自己都说:“若非高允,北魏此次要枉杀数千人!”
太子后来埋怨高允:“我一心救你,你偏要硬刚皇帝,几次三番把自己推向死路,你就不怕真的被杀吗?”高允坦然回答:“史官之责,就是记实、存真,若为活命曲笔改史、甩锅他人,活着又有何意义?我与崔浩同修国史,祸福与共,不能为了苟活,违背良心、丢掉气节!”
这就是高允,别人眼里的“傻子”,却是历史上最可敬的史官。他不怕死,不是因为鲁莽,而是因为他心里有杆秤——史官的笔,比性命更重;做人的诚信,比荣华更贵。
更绝的是,这位“不怕死”的硬刚史官,不仅没被皇帝清算,反而成了北魏“五朝元老”,历经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等五帝,为官五十余年,官至中书令、封咸阳公,皇帝对他敬重有加,从不直呼其名,称“令公”。他一生清廉,不贪财、不揽权、不结党,皇帝赏赐的财物,全部分给亲友百姓,自己依旧粗茶淡饭、布衣素食。
他还敢直言进谏,文成帝想大兴土木修建宫殿,高允直接劝谏:“天下初定,百姓困苦,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岂能劳民伤财,修建无用宫殿?”皇帝听后,当即停工;朝中有人贪赃枉法,他毫不留情,当面弹劾;有人犯错向他请教,他劝人“据实认罪、不可欺瞒”,救了不少人。
高允常说:“我在中书任职,积有阴德,曾救百姓性命,若天道有灵,我当寿至百岁。”结果他真的活到98岁高龄,在人均寿命三四十岁的南北朝,堪称“奇迹中的奇迹”。太和十一年,高允无疾而终,孝文帝悲痛不已,追赠司空,谥号“文”,极尽哀荣。
纵观整个南北朝,乱世之中,权臣不得善终、酷吏身败名裂、曲笔史官遗臭万年,唯独高允,以直立身、以信处世、以忠事君、以仁待人,不迎合、不妥协、不甩锅、不欺心,硬是在刀光剑影的官场,走出了一条坦荡大道,活成了别人望尘莫及的模样。
很多人说,老实人容易吃亏,正直人容易送命,可高允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聪明,从不是投机取巧、曲意逢迎,而是坚守本心、守住底线;真正的长寿,从不是求神拜佛、养生炼丹,而是心怀坦荡、问心无愧。史官的笔,记的是历史,守的是良知;做人的腰,挺的是气节,立的是乾坤。
高允没有惊天动地的战功,没有权倾朝野的野心,却用一支笔直书青史,用一颗心照亮乱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被低估的“硬核史官”。他不怕死,不是因为无畏生死,而是因为良知不可违、史实不可改、气节不可丢。
今天的历史故事就讲到这里,你觉得高允的“硬刚”是傻还是大智慧?古代还有哪些像高允一样秉笔直书的史官?评论区留言讨论,咱们一起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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