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16日，正午的山风带着泥土味道穿过贵州大方县的崇山峻岭，一个消瘦的年轻人背着鼓鼓囊囊的编织袋，踏上了通往狗吊岩村的十八里山路。此刻，他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还静静躺在行囊底部，却已不再决定他的未来。徐本禹，山东聊城贫农之子，华中农业大学的高材生，就在这一天做了与同龄人截然不同的选择：支教。
谈到徐本禹，许多人先会想起2005年2月17日那场灯光璀璨的“感动中国”颁奖典礼。镜头里的他，戴着黑框眼镜，双手捧起沉甸甸的奖杯，泪水夺眶。那一刻，他的名字被定格为“年度人物”。然而，要理解这份荣耀背后的份量，就得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1982年，徐本禹出生在鲁西北平原的一户教师家庭。父亲是村小老教员，最高月薪不过两百多元。母亲常对孩提时期的儿子说：“别人有难时，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这句话被刻进少年的骨子里。读中学时，他已经习惯把零花钱攒下来，转手给更贫寒的同学。
1999年秋，他考进华中农大。校园宽阔，可口袋空空，他只能靠清扫楼道、端盘子、做家教换取生活费。一次大雪天，他还穿着军训服瑟瑟发抖，路过的阿姨把自己的棉衣塞进他怀里，“别冻着，孩子。” 恩情让他记一辈子，于是他开始把勤工俭学的大半收入捐出去，坚信“接过温暖，就要传下去”。
翻转命运的那篇报道出现于2001年冬天——《当阳光洒进山洞……》，讲的是贵州岩洞小学的艰苦。冷峻的山体里，几张课桌，一块木板当黑板，146名孩子倚在岩壁上念书。徐本禹看完报纸，默默折好，向同学道：“得去看看。”两年之后，他果然扛着书本走进山洞。
支教初期的难，外界难以想象。山里没有电，他夜里点煤油灯备课，灯芯噼啪时，他常掐指算账：一支蜡烛两毛钱，一晚两支，一年四十多元；煤油划得来，这能让三个孩子交学费。肚子里只能塞玉米糊，他却逼自己吃下去——身体要撂倒，孩子们没人管。三个月，他掉了十多公斤。偶尔打电话报平安也不敢多说实话，“娘，别担心，我挺好的。”挂断后，山风听见他的抽泣。
徐本禹教的班级原先数学最高83分，一学期拉到近满分；写作文从两百字错别字连篇，到五百字条理分明。更重要的是，他一家家地劝返辍学生，人数从140涨到250。孩子们信他。临别那天，小旗子在山道上摇成一片红云，“老师，你还会回来吗？”他大声答：“一定！”
事实上，这一去就是两年。2004年，他把足迹又拓至更偏远的大水乡大石小学，破木房四壁透风，他依旧咬牙站讲台。亲手写下三封信寄给母校，讲山里的教育困境。华中农大派人实地调查，拍下百张照片发到网络——没料想，一夜之间传遍全国。捐款捐物潮水般涌来，半年里就为大方县筹得近五十万元，岩洞里的孩子终于搬进新校舍。面对镜头，他说：“是无数陌生人的好心托举了这群孩子，我不过是火柴。”
2005年盛夏，志愿期满，他把接力棒交给四位新来的大学生，返校读研。两年后，又踏出国门，参加国家汉语援外项目，在津巴布韦教中文。当地贫民窟里，一瓶食用油比黄金还珍贵，可他依旧按惯例把伙食补贴拿去帮学生。有人劝他：“图啥？”他笑答：“受过难的人，知道托举的力量。”
2008年，徐本禹留在母校团委，从此进入青年工作领域。十多年里，他走过县、市，再到共青团湖北省委。履历上，副厅级职务只是称谓，熟悉他的人更在意：那双近视加深的眼睛还在寻找需要帮助的孩子，那张旧照片里岩洞学校的薄雾，仍是他办公桌前的桌面。
如今，他已年过四十。有人问他后悔当年放弃读研直升吗？他摇头：“要是没去贵州，很多事都不会发生，我也不是今天的我。”当年的学生有的成了教师，有的在城里立足，每逢寒暑假，还会收到署名“岩洞娃”的短信：“老师，感谢您那盏煤油灯。”
徐本禹的故事之所以被反复提起，并非只因为苦行式的奉献，而在于他用行动揭示了一个简单道理：再微小的个人，如果敢于承担，一样可以改变他人命运的走向。支教期满，他离开大山，可制度化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随后铺开，一批批年轻人沿着他走出的山路，把教科书、黑板擦、甚至互联网带进峡谷，这才是更大的意义。
回望时间轴：1982年出生、1999年入学、2003年赴黔、2005年载誉归来、2008年入仕，2023年已升任共青团湖北省委副书记。短短二十年，他的每一步都踩在“为别人搭桥”的初衷之上。有人形容他的轨迹像一支火把，辗转奔走，却始终亮着。这样的光，无需浓墨重彩，它就在山路尽头，在学生清亮的眼神里，在一封封压着邮戳的信纸上，慢慢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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