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佳
提及赵蘅，最动人的莫过于她身上的文气。母亲杨苡，是《呼啸山庄》中文译本的译者，将文字背后的深邃与厚重尽数传递；父亲赵瑞蕻，不仅译出首部《红与黑》中文译本，更以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深耕学界、传道授业；舅舅杨宪益，更是享誉世界的翻译大师，与舅妈戴乃迭携手，将上百部中国经典译成英文，被世人盛赞“翻译了整个中国”。
生于这样的书香世家，赵蘅自幼便浸润在文人雅士的谈笑间，亲历时代变迁的起落沉浮。后来，她以文字为舟、画笔为帆，将一生的岁月流转与心事沉淀，落笔成《下一班火车几点开？》一书。这部作品中，诸多有趣又有料的片段，读来令人动容，更引人深思。
01
1945年，赵蘅降生。舅舅杨宪益为她取名“茝”，这一字多见于《诗经》、《楚辞》，是一种香草，寄寓着清雅高洁的期许。只是“茝”字太过生僻，鲜少有人能准确认读，家人便随口唤她“小采”、“小彩”。彼时外婆尚有重男轻女的念头，本来盼着是个男孩，见是女孩便有了失望，戏称她“多余”，“小多”、“多多”也随之而来。这个带着几分遗憾的称呼，成了她童年里一段独特的印记。
那时，胡小石、唐圭璋等学界巨擘，常赴她姨妈杨敏如家中唱昆曲、论学问。外婆素来钦佩胡小石的才学，深知他是真正通透的读书人。胡小石也格外偏爱赵蘅，每次到访，总会将她抱在膝头。听闻她的大名过于生僻，便提议改名为“蘅”——依旧是古书中的香草，既延续了文人取名的雅致，又朗朗上口、好认好记。自此，“赵蘅”这个名字，便伴随她走过了漫长岁月。
02
赵蘅的童年，藏着一段令人艳羡的异国经历。1953年，父亲赵瑞蕻被派往东德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讲授中国文学与鲁迅研究。三年后，母亲杨苡也前往东德讲学，十岁的赵蘅便与弟弟赵苏一同前往，成为了当地红军小学的“小留学生”。
在年少的赵蘅眼中，那段日子宛如童话，满是阳光与新奇。她曾画过一幅速写，题为《我的弟弟观看窗外的风景》，画中弟弟身着从德国购置的黑色运动服，静静伫立在窗前眺望远方，眉眼间满是澄澈，定格了岁月静好的模样。可没人知晓，这幅温情画作的背后，藏着冷战时期的隐秘与紧张。
1956年初冬，匈牙利事变爆发，苏军坦克驶上街头，年幼的弟弟趴在窗台上，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而彼时的赵蘅睡得正沉，全然未听见坦克的轰鸣，也未曾察觉平静表象下的暗潮涌动。
后来，布拉格之春爆发，苏军坦克驶入这座“百塔之城”，彼时赵蘅已随父母回国，却始终铭记着这段异国风云。她素来有记日记的习惯，这些细碎的记忆、复杂的心绪，都被她悄悄珍藏，日后皆成为了写作与绘画的宝贵素材。
1957年秋天，赵蘅随父母从东德这个“世外桃源”回到南京，从此踏入了一个满是运动浪潮的时代，少年人的浪漫与纯粹，也开始随时代的风浪起起伏伏。赵蘅性子大方爽朗，即便身处动荡岁月，也留下了不少鲜活的小事。
1958年，中苏合拍电影《从伏尔加河到长江》，摄制组选中了她所在的女四中，挑选女生参演并叮嘱大家穿得漂亮些。赵蘅毫无吝啬之心，主动邀入选的同学前往家中，任由大家挑选她从国外带回的衣裙。那一天，南京陶谷新村21号的赵家，被一群小姑娘的欢声笑语与试衣的热闹包裹，成为了那段沉闷岁月里，最温暖、最鲜活的一抹亮色。
03
1960年，赵蘅初中毕业，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踏上了北上求学之路。彼时中国正遭遇大饥荒，三年前还在东德过着安稳日子的“小留学生”，一夜之间沦为了“饿肚子的艺术生”。那年春节，隆福寺的商店张灯结彩，透着几分年味，她便用淡彩画了一幅涂色画，以细腻笔触勾勒年味，藏着“纵使日子清苦，也要守住烟火欢喜”的通透心态。那份纯粹的赤诚，带着少年人的懵懂与坚韧，成为了时代刻在她身上的独特印记。
动荡岁月里，家人的陪伴是赵蘅最坚实的依靠，其中舅舅杨宪益尤为疼爱她。杨宪益会带她与自己的孩子们一同前往体育馆看乒乓球赛，她还曾吃到舅妈戴乃迭的特供——面包夹黄油。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份香甜格外珍贵，成为了她少年时代最难忘的味觉记忆。
赵蘅有个表妹叫杨炽，是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小女儿，中英混血的她眉眼精致，宛如洋娃娃，家人都亲昵地唤她“娃娃”。1961年，在周总理的特批下，戴乃迭带着杨炽回英国探亲——那是戴乃迭阔别故土二十年后，首次返乡。彼时正值中国全面饥荒，杨炽归来后，凭着孩童的直白，随口说道：“人家真了不起，吃得好，穿得好。” 这句话如同《皇帝的新衣》里孩童的真话，直白戳破了那个时代的无奈与差距，纯粹得令人心疼。而那张照片里，身着洋装、笑得明媚的杨炽，也定格了那个年代里难得的鲜活，成为了家族记忆中珍贵的一笔。
赵蘅曾说，人生就像一场旅途，总在“走出去”与“留下来”之间徘徊纠结，可蜿蜒的铁轨，终会载着人奔赴新的远方。《下一班火车几点开？》这个书名，既是她对自己一生的追问与回望，也是对一个时代的温情凝视。若有机会，不妨翻开这本书，在她的笔墨间，遇见一段世家岁月，读懂一份时代印记，也看见一个人在浮沉中始终向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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