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春夜，台北“中影”大楼灯火通明，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工作人员被一通特别交代吓出一身汗——“蒋家三公子今晚想去后台探班，务必安排得漂漂亮亮。”就在这通电话的另一端，蒋孝勇正把玩着一枝玫瑰，信心十足。他相信，只要自己露面，再难的事也能迎刃而解，因为姓“蒋”的优势，过去屡试不爽。
说来并不意外。生于一九五一年，蒋孝勇自打会走路起，就知道家里掌管着台湾的最高权力。祖父蒋介石亲切地喊他“小勇”，奶奶宋美龄总爱给他买新式玩具。二十出头那阵，蒋孝勇还未想过从政，他更钟情商业和灯红酒绿的浮华。大学毕业不久，他已稳坐“鸿霖”公司董事，随后又接管中兴电工、中央玻纤。账面数字节节攀升，他的自信心也一路膨胀，朋友背后称他“蒋家最潮的少东家”。
事业顺了，年轻人总想在感情上也赢个满堂彩。十八岁那年，他对银幕上的混血女星胡燕妮一见生情。凭着家族关系，他找上邵逸夫，为胡燕妮开出一条星光大道。电影一部接一部，海报铺满大街小巷。可等到胡燕妮人气正旺时，她却与搭档康威暗生情愫。蒋孝勇那句“我为她做了这么多”最终成了徒劳。年轻气盛的他此后很少提及这段往事，却在心里暗暗认定，是自己下手还不够狠。
两年后，他偶然在电视上看到十八岁的甄妮——那清亮高音像划破舞台的晨曦，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盛气的自信又一次抬了头，他当晚就让秘书查清了甄妮的行程，随后指示朋友安排“巧遇”。蒋家孩子的追求方式，向来讲究排场：豪车接送、珍稀玫瑰、名贵首饰，一股脑儿地送出去。可对甄妮而言，这些与她在香港夜总会里见惯的繁华没多大差别，她真正珍惜的是能否在歌坛继续攀升。
第一次约见就遭拒，蒋孝勇面子挂不住，却越挫越勇。他嘱咐人每天清晨把最新鲜的厄瓜多尔玫瑰摆在甄妮门口，还附上手写诗笺。三周过去，花束不是被门房转手送人，就是躺在垃圾桶边晒太阳。助理回来回报“甄小姐说不想见您”，他脸一沉，“再送！”再过几日，甄妮一句火辣的话经媒体传遍台北——“蒋家的孙子我就要买他账啊？身上的麦克风才是我的靠山！”一句话，像当头一棒。
这番斩钉截铁的拒绝背后，有她的盘算。甄妮那时正在签欧美唱片公司，正是海阔天空的阶段，豪门标签非但无助，反而可能成为镣铐。她的经纪人劝道：“得罪蒋家可是凶险。”甄妮回了一句粤语，“有啲嘢要自己拎主意。”于是，蒋孝勇再多的花也开不进她的生活。
外界一片哗然。台湾报纸以斗大的黑体字报道：“甄妮拒蒋孙，豪门脸上挂不住。”有人说她太傲，有人说她有胆识。对蒋孝勇而言，这却是第二次被明星回绝。朋友劝他“换目标”，他回以苦笑，却很快收拾心情，把注意力重新放到资金盘点和海外布局上。商业战场仍是他的主场，情场的两次折戟，只能先按下不表。
一九七三年底，蒋孝勇经人介绍遇见方智仪——父亲是台湾知名实业家，她从小留学欧洲，说话轻声细语，懂得适可而止的分寸感。两人相恋不到一年便步入婚姻。对蒋孝勇来说，这段关系少了激情，却透着稳妥。这也许是豪门子弟在风头渐起、家道渐颓时最好的退路。
然而，外部形势并不因他的婚姻而转晴。蒋经国健康每况愈下，岛内“本土化”声浪四起。蒋孝勇被推到政治前台，却发现自己无处发力。父亲于一九八八年一月过世，李登辉执政后扶植“自己人”，蒋家在军政体系的根基迅速被拔空。商界风向也变，大集团不再争相与蒋氏子弟合影留念。宴会厅里，敬酒的人少了，银行的信贷窗口也不复热情。
一九八九年夏天，蒋孝勇带着妻儿飞往温哥华。外界解读他是“知难而退”，也有人形容是“负米逃亡”。他对友人说：“换个地方，换口空气。”语气轻描淡写，却难掩落寞。到了加拿大，他办起一家小型投资公司，白天规规矩矩上班，晚上亲自辅导孩子功课。昔日车马喧嚣，转眼成了雪夜炉火。
平静的日子持续了七年。九六年初，他在体检中查出食道癌，医生建议立即手术。不料两度开刀仍未根除病灶。夏末，他决定回到大陆求医，曾孙辈的哭声都来不及听清，人就走在了去上海的航班上。那一程，他消瘦得厉害，却始终挺直腰板。返回加拿大后病情恶化，十一月二十二日凌晨，蒋孝勇撒手人寰，年仅四十八岁。
坊间常用“天之骄子”形容他，可这位骄子在情场受挫，在政坛折翼，最后栖身异国他乡。外界爱谈他年轻时的风流，爱谈那句“我就要买他账啊？”，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走时身边除妻儿外，只剩一本旧相册——里面夹着当年送不出的那封写给甄妮的诗笺。整整三页，锋利又稚气，写着“愿为你写一首永不完结的歌”。此情此景，一叶知秋。
蒋孝勇短暂的一生映照着一个家族的权势盛衰。当年光环在，路似乎无所不通；光环散去，旧梦顷刻成空。甄妮那句“不买账”的回答，也像一声冷静的提醒：身份和权力在舞台外随时可能失效，真正能留下的，只有个人的分量与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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