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十月底的清晨，北京西郊蒙着薄雾。中组部的电话催促多日，陈丕显依旧没有回话。屋里狭长的走廊被他踱出一条晃眼的亮痕，窗外落叶翻飞，恰似他此刻踟蹰的心。留在北京，没有位置；去云南，千里迢迢；去青海，更是陌生。年近花甲，举棋难定。
把目光往回收，才能看懂他的犹豫。一九三四年底，红五次反“围剿”失利，主力被迫西去长征。十八岁的陈丕显主动请缨留下，率几十名战友转入赣粤边密林。油山、梅山连绵起伏，他白天隐蔽夜里出击，三年间打了八十多仗，靠铁锹挖野菜、靠乡亲的稀粥，一边组织抗捐抗粮，一边秘密扩红。最危急的日子，连夜宵声都不敢大一点。有人问他怕不怕，他只回两字——“得活”。短短一句，却支撑了那支队伍躲过一次次清剿。
抗战爆发后，陈丕显接到调令赴苏中。淮河两岸沟壑纵横，他领着政治工作队走村串户，从“勤王军”家属到盐商伙计，谁都耐心解释八路军来意。闲话间插一句“抗日是正经”，许多青年放下扁担扛起枪。可敌后财政断流，前线急报子弹紧缺。陈丕显召集地方干部，摊在地上的草图就是预算表：自织布、自制肥皂、开火柴厂，一分一毫攒出几门迫击炮。不得不说，这套“自己救活自己”的法子让苏中根据地稳住了阵脚。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回到人民手里，百废待兴。渡江硝烟还未散，城市物价却像脱缰野马。陈丕显赶到南京路，先查清米面批发价，再巡供货码头，晚上写成三条“紧急物价举措”送交市军管会。三天后，米价回落，私贩失去哄抬空间，市民悬着的心才放下。陈毅拍拍他的肩：“上海靠你多想点办法。”一句肯定，是对政治战线骨干最直接的褒奖。
然而风浪从不提前打招呼。六十年代后期，他被隔离审查。那间灰顶小屋里，他的工作笔记被翻了又翻，却无人再让他批示公文。十年光景，部下有的已升师长，有的归家种田，陈丕显只能在住所里写写读书心得。朋友来劝，他摇头答：“等组织想起我，再说吧。”
转眼一九七七年。粉碎“四人帮”后，大批干部复出，陈丕显也收到了重返岗位的口头通知。可名单里偏偏只有云南或青海。云南气候湿热，青海缺氧寒冷，哪一个都与家在北京的他相距万里。犹豫间，电话铃骤响，话筒里传来叶剑英爽朗的广东腔：“老陈，要不直接回部队？政治部正缺得力干将。”短短一句，占据了他脑海整整半宿。
第二天，他在钓鱼台见到胡耀邦。茶刚泡上，胡耀邦先开口：“云南只是过渡，你去了，事情做好，再调回来也不迟。”气氛轻松，他却听得认真。两位老友无须客套，交流尽在寥寥数语。陈丕显起身端茶，轻声回了一句：“那我走云南。”对话定下去向，仅数十字而已。
年底，他抵昆明，担任省委第一副书记。调研路线从滇中盆地一直延伸到怒江峡谷，地名记在小本子上，缺粮缺医缺电的问题一行行列得密密。很快，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下属农场开始试种杂交稻，民族自治州启动扫盲班，省政府月度例会增加“物资统配”固定议题。资料显示，一九七八年云南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提高百分之十一，这份增幅背后，少不了他督促各厅局“死抠每一道口子”的执拗。
工作刚理顺，他又被抽调至湖北，任武汉军区政委。军区内部流传一句话：“陈政委来了，笔杆比指挥刀更锋利。”他白天在师团搞政治教育，夜里连轴和省里谈支农计划。武钢工人宿舍早班广播里，常能听见他的录音讲话：理论词不多，通俗例子不少，大家听得进去。
八十年代初回到中央后，陈丕显分管党风。他对秘书提出铁律：公文必须简短，报道必须实事求是。某地请示拨款修复他老家失火的旧宅，他批示：“不批，公款不可为私。”不到三十字，事情就此了结。当地干部先是诧异，继而佩服，私下说：“老陈还是老样子，干净得让人服气。”
一九九五年冬，他卧病北京医院。探视者络绎不绝，他习惯性地抓住人家袖子：“工作顺当吧？”问完才接受对方递来温水。病情好转时，他让家人把一叠旧剪报拿来，边看边嘀咕政策执行情况，眉头紧皱又徐徐舒展。护士打趣他：“您都退了还能不歇歇？”他笑了笑，把剪报放到枕边，说以后还要用。
一九九五年七月，陈丕显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七岁。中央给他的评价是“长期从事党的政治工作卓有成效”。更耐人寻味的是，许多云南、湖北的普通干部仍记得那位个子不高却腰板笔直的老首长，记得他在田埂头同群众蹲着拉家常，记得他深夜独自在灯下改稿的背影。短短一句“去云南吧”，把这位久经风霜的老共产党人再次推向忙碌的前线，也让他的最后十八年与共和国的脉搏保持同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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