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3月，奠边府外围的雨林滴水作响，武元甲在油灯下反复摩挲地图。彼时，他仰赖中国顾问提供的火炮与补给，最终击垮法军。二十五年弹指而过，昔日盟友此刻化作锋刃，矛头直指谅山。

1979年2月28日上午十点左右，河内郊外的红河指挥中心里，武元甲召集数名师团长开会。通讯兵递上一份电报——国防部长文进勇告急：西线老街、则阴山相继失守，东线高平告破，同登岌岌可危。电报通篇都是“危急”“请速决策”之类字样，气氛顿时凝重。

门口的警卫悄声补充了一句：“东线挂帅的是许世友。”武元甲闻言，放下电报，仰头发出短促笑声。笑意里带着轻蔑，也带着自信。参谋们面面相觑。片刻沉默后，他解释：“要是粟裕来了，确实麻烦；许世友？他擅长中小规模穿插，可缺乏大纵深合围的手段，东线撑得住。”

这种判断并非空穴来风。长期驻守军委，武元甲对解放军将领履历如数家珍。在他看来，建国后中国经历的是援外顾问与演习式训练，缺少滚烫的战场洗礼；加之老将年事已高，身体难支。由许世友出面，恰好佐证“后继乏人”的推论。

然而，文进勇的担忧并没有被抹去。越军前期在边境一再受挫，火炮调度、后勤补给混乱已现端倪。武元甲却对“笑话式”情绪上瘾，仍坚持“阵地加地雷”这一老套防御思路，希望靠同登—谅山的山口拖住对手，把赢面交给时间。

当日下午三时，一封飞鸽电报穿越山谷抵达越军前线——寄信人正是许世友。他在信里明确表示：“停止无谓抵抗，立即准备谈判，否则强攻开始。”寥寥数句，锋芒毕露。电报传至武元甲手中，他只是扔到一旁，冷哼道：“虚张声势。”随即命令308师夜袭友谊关以南的中国前沿阵地，意在抢回主导权。

当天19时，308师在夜幕掩护下突进，企图撕开口子。然而山地丛林易守难攻，中国步炮协同把交叉火力织成钢网。三小时血战，越军反被压回谷底。夜色中，爆炸的红焰将“试探”二字映得格外讽刺。

3月1日凌晨一点，解放军东线总攻令下达。许世友要求炮兵“半小时覆盖射击，目标：谅山市区所有房屋及防御节点”。“翻开山，掀掉顶”的口号在电台里滚动，一遍接一遍。

三点整，43军与55军的300门火炮几乎同时吼叫。炮声把夜空震成深红。谅山外围那些由混凝土、沙袋与钢轨堆砌的防护墙在持续冲击下塌成瓦砾。缺口被撕开，越军集团观察哨灯火瞬间熄灭。失去联络的营连开始零散撤退，枪声渐乱。

武元甲躲在坑道里，接连换频仍未能叫醒失联部队，只得拼凑残兵布防红河谷地。短短数小时内，前沿阵地退至城市北侧高地。谅山已难称屏障。

拂晓前后，越军向谷底投放烟雾弹企图遮蔽视线，却适得其反，在山风劲吹下烟雾倒卷，将自己埋进灰幕。许世友借机调42军、50军穿插迂回，一路切断红河通道，直逼指挥所。

越军指挥机关所在的法式碉楼窗棂碎裂，电台哑火。副官焦急地问：“将军，怎么办？”武元甲短声回答：“突围。”两字出口，他心知已触及灾难底线。

3月2日至3日，中国各部纵横交错，在穷奇河南岸多点伏击。越军运输队尾灯刚现，迫击炮弹便落在路中央。红河通往河内的最后公路，成了满布弹坑的灰带，满地散落罐头盒与枪械壳，狼狈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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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连战，谅山—同登地区战斗即告尾声。越军遗留的弹药库爆炸腾起蘑菇烟，1.3万名官兵覆灭，余部弃车弃炮南遁。指挥车里，武元甲苍白的手指紧抓座椅，昔日锋锐的目光变得浑浊，再也找不到当年奠边府的从容。

有意思的是，许世友后来说起这一役，只淡淡一句：“山地战要敢拎着兵力往里扔，别和地形讲客气。”对山河形势了如指掌的他，用老辣手笔打碎了对手的轻蔑，也让“廖化当先锋”成为一句讽刺。

谅山炮火散尽时，越军才明白：笑声若源于傲慢，往往比炮弹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