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17日拂晓，孟良崮脚下的雾还没散，炊事兵已在山坳里架锅生火。对华东野战军来说，眼前的难题不再是炮火，而是怎样在短时间内给近两万名新俘虏发出第一顿早饭。
桶里的高粱米刚刚翻滚，山坡上接连押下来的灰头土脸者却仍挺直腰杆，不少人军装破损却嘴角带笑，仿佛战败只是暂时插曲。这批人，正是号称“天下第一师”的整编74师。
战役终结于5月16日晚。此役华野全歼整编74师及附属部队三万余人，毙伤万三，生俘一万九千六百余。对外界来说，这是粟裕的成名之战；对华野各纵队来说，却是接下来三年额外的“硬仗”的开始——俘虏改造。
先得摸清成分。登记时，表格上“团、营、连主官”的栏格几乎空白，倒是“文书”“军医”“厨师”排起长龙。一名山西籍老战士嘀咕：“奇了怪了，这么多大盖帽，一打仗全成了写文书的？”
陈毅随即下令：“先把认了身份的十来个校官叫来，逐个聊。”有人嘴硬，有人心虚。被点中的人事科长最先泄了底。面谈不到半小时，他就变了脸色，“司令，我招，我招。”这一开口，几十名隐藏的军官原形毕露。
识别结束，近两万俘虏被拆成两路：约一万三千人分配进各纵队做战斗兵，六千七百余人送往华野政治部战俘管理处，集中封闭改造。
分兵当天的场面颇微妙。王必成的六纵列队接收新兵时，不少解放军战士眼眶发红。谁不记得涟水的苦战？可营长拍拍枪托：“上了队列就是自己人，别带情绪，走！”
然而，自己人不好当。新来的74师士兵腿脚麻利，敬礼虎虎生风，却对政治学习爱理不理。休息间隙，常听见有人吹嘘：“若不是上头援军不动，凭咱连挽马炮都能顶住三个解放师。”老兵听了直翻白眼。
更棘手的是避在管理处的军官。黄埔、陆大出身，见识广、嘴也硬。在座谈会上，陈毅抛出问题：“你们怎么评价孟良崮？”魏振钺抿嘴答：“共军胜在兵多将广，换成对等兵力，未必能赢。”
陈毅不争辩，只把缴获的战例图摆上桌，顺便送来陈诚早晨电令、黄百韬午后电报、李天霞夜间求援信，让国军军官自己串线对表。讲到我军“十面埋伏、分割包围”时，后排有人闷声低咒：“原来如此。”
士兵层面，转化速度快得多。七月里，某纵队指导员上报：原74师机枪连的褚姓老兵主动交出一本“剿共日记”。问其缘由，他说：“头一回吃到不打人不扣粮的军粮，心里踏实，留这玩意儿作甚？”
不过，基层改编并非一帆风顺。个别老兵怀揣逃跑念头，军官则常在夜里低声争论“江南还有机会”。小规模潜逃真发生过，但几次都在村民协助下当夜被追回。当地百姓一句“快回来吃稀饭”让他们面红耳赤。
1948年春，沙土集一役炮声震动整个战俘营。那场千里奔袭、围歼五十七师的过程，由亲历的被俘师长段霖茂在操场复盘。军官们听得目瞪口呆：行军一百二十里夜战突袭、三面穿插，竟还组织出完整的火力配系。
随后是豫东与济南。战报一天一个样：邱清泉第五军失利、黄百韬兵团覆灭，杜聿明在双堆集被围，这些名字曾是他们心中的擎天柱。消息传来，战俘营里无人再谈“单挑必胜”。
1949年1月，临时军官团迁至苏州。国民党机群屡次低空轰炸，专挑这支无武装的俘虏队伍下手。一次爆炸把三名解放军警卫炸伤，也带走了两名俘虏军医的生命。惊魂初定，有人拍着破棉衣骂道：“老蒋连我们也炸，算什么领袖！”
返鲁途中，华东局批准提高伙食。俘虏军官转吃中灶，两荤一素，隔三差五还有鸡蛋汤。炊事员端菜进伙房时，炸丸子香味四散，连警卫兵都咽口水。
1950年9月，中秋将至。军官团破例加菜：红烧肉一盘、酱鸭一盘，还有一大盆桂花藕。灯下一片喧哗，不知是谁先呜咽了一声，接着哭声此起彼伏。有人边掉泪边说：“打了半辈子仗，到头来还是人民对咱好。”
眼泪不是懦弱，而是警醒。三年里，他们看见了解放军如何待百姓，如何尊重俘虏，也看见国军内部的猜忌和“先走后救”的冷漠。身边不少同袍早已写下入伍申请，此刻再无迟疑。
1950年年底，华东军政大学在南京开学。经考察，近四千名原74师及其他部队的军官被录取为学员，其中三百余人转为教员，邱维达名列其中。余下的，则随新编各军奔赴川西、海南、粤北前线。
改造工作正式宣告完成的那天，管理处贴出名单：除个别顽固分子安排去劳改农场，绝大多数获准自愿选择去向——继续服役、赴工厂、回乡或者随迁家属。面对来接人的大卡车，不少人把头一低又哭了，“终于不用再怕明天啦。”
此后，旧日的骄兵悍将散作平凡百姓，或成新军骨干，或回乡种田，沂蒙山间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号炮声。对于那三年的时光，他们提起最多的，仍是那一顿月色下的红烧肉——不是菜本身，而是它替胜利者传递出的那种平等与体恤。
有人感叹，打仗时谁都铆足了劲，可真要把人心挽回来，又得靠吃饭、聊天、讲理、讲信义。整编74师的覆灭，固然写在战史里；而那场漫长的改造，更像另一场没有硝烟的进攻。结果如何？答案早在1950年秋天，随着哭声与锅勺声交织，悄悄地写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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