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下旬，贵州石阡县困牛山脚下，十几位老人把糍粑、谷酒和折好的黄纸默默摆在悬崖边。县党史研究处工作人员正好路过，便随口问祭奠何人。老人摆摆手：“这些是给红军爷爷的。”这一句随意的回答，意外拉开了一段尘封近七十年的谜案。
研究人员越听越觉得蹊跷：当地既无红军烈士陵园，也未见公开档案记载，为何每年清明都会出现这样的祭祀？带着疑问，石阡县党史研究处开始查阅县志、走访耋耄老人。数日后，一份1936年1月的中央档案在省城被找到，上面赫然写着：“红18师52团行踪不明，令继续搜索。”
一支完整的团级建制，说没就没，司空见惯的战损无法解释它的零信息失联。档案附件里还有任弼时、萧克、王震给中央的电报，请求补充粮弹并追查52团。电报时间是1936年2月，距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仅两个月。会宁会师是长征胜利的标志，而52团却像被大地吞没，未能归队，也未能留下任何书面报告。
档案缺口只能回到更早的战场。1934年7月，红6军团得到“西征先遣”密令，从江西瑞金火速撤离。那时军团总兵力不到万人，却要在国民党几十万重兵间找出一条缝隙。碧桂山口、通道、湘江，处处是飞机扫射和炮火拦截。萧克后来回忆，当时每日行军超八十里，鞋底磨穿只能用麻绳绑。
9月初，红6军团从全州北侧巧渡湘江，暂时甩掉追兵。中革军委紧接着发来急电，要求部队坚持到20日与贺龙红3军靠拢。硬生生被围困半月，50团、51团连长以上干部伤亡大半，战士们靠野菜和半生不熟的高粱勉强维系体力。就在这种状态下，10月15日夜，队伍抵达石阡朱家坝，疲惫至极，连岗哨都稀稀拉拉。
直至午夜枪声骤起，才发现敌军已用24个团包围朱家坝。萧克和王震判断：硬拼等于全军覆没，必须突围。掩护任务落到红18师52团头上。团长田海清、师长龙云把手电一关，摸黑组织反击，为主力打开缺口。天亮时，红6军团已脱离险境，52团却被敌军越压越深。
之后两昼夜，52团三次突击成功，却发现南下要道被提前卡死。田海清与龙云交换意见——再折返会把敌军引向主力，不如拉向地形更复杂的困牛山。四百余名战士无一异议，转身就走，故意在沿途留下脚印，吸引十倍于己的敌军穷追不舍。
困牛山三面环峰，一面绝壁，进可守，退无路。战士们搭石头、砍树枝做简易工事，居高击退多次冲锋。遗憾的是，前夜煮饭缺油，炊事班误把桐油当菜油，全团多数人剧烈腹泻；再加缺水缺药，战斗力锐减。田海清决定兵分两路：他率170人留下断后，让龙云带200余人从背崖索降突围。
龙云那一队刚闯出山谷又被敌军包抄，子弹很快打光，拼到白刃，终因寡不敌众全体牺牲。龙云被俘后拒绝招降，最终在狱中就义。困牛山上的田海清顶住炮击一天一夜，胸口中弹倒地时仍高呼“护百姓”，随即牺牲。
最后的百余名战士退到悬崖边，敌军竟将附近六十多名村民赶在前面作肉盾。枪口对准老百姓，红军们放下武器，砸毁枪机，集体从百丈绝壁坠下。靠树杈缓冲的十几名战士被村民连夜救走，其他烈士就地掩埋。那年冬天，许多农户在土墙上刻下红军姓名，悄悄守护。
1936年，会宁会师时，任弼时在汇报会上只说一句“52团尚未接到联络”。彼时谁也想不到他们已长眠困牛山。解放后，村里人依旧沿袭“给红军爷爷烧纸”的习惯，连国庆节都要多点三炷香。只是没有外人打听，他们也从不主动提及，生怕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直到2001年那场偶遇，党史工作者把乡民口述与中央档案、地方志逐项比对，52团的番号、时间、地点全部吻合，谜团就此解开。2008年10月，石阡县人民政府与红二方面军后代在困牛山共立纪念碑，碑名由百岁高龄的萧克亲笔题写。
这座碑静静矗立在原处，没有围栏，也不收门票。山风吹来，刻在石上的52团番号依稀可见。每当清明，山下仍会飘起糯米酒的醇香，老人们嘴里念的，始终是那句朴实的话——“敬给红军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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