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月14日的上海寒意逼人，窗外梧桐枝干萧瑟。此刻，年逾八旬的陈云正伏案翻阅文件，一封加急信件被轻轻放在他的茶几上。落款“林晓霖”三个字，让他略微停顿。信里，这位昔日“四野”主帅林彪的女儿说起两桩未了心愿：一是《第四野战军战史》迟迟未能动笔，二是平津战役纪念馆仍无下文。陈云合上信，沉思良久，随即拿起电话：“请帮我同洪学智同志约个时间，我要和他当面谈谈。”
两天后，1月16日清晨，北京一架飞往上海的航班刚落地，洪学智就提着军绿色皮箱出了舷梯。电话里，陈云只说“有事相商”，将军却已隐约猜到与“那段烽火岁月”有关。抵达武康路寓所，洪学智刚踏进书房，陈云已起身相迎。“老洪，坐，今天得劳驾你。”一句亲切开场，拉回了半个世纪前并肩鏖战的记忆。
陈云没有寒暄，先谈正事。他指了指手中的信：“晓霖来信，说四野战史悬而未决，平津战役纪念馆也还在纸上。我想来想去，这两桩事，还得你挑头。”洪学智愣了一下，试探着推辞，“首长，我恐难胜任，四野众多前辈在……”陈云摆摆手：“就你来。我当总顾问，原则只有一句——实事求是。”见老首长语气笃定，洪学智不再谦让，只答一声：“保证完成任务！”
晚餐很家常，三碟素菜一盅汤。陈云夹起一片清蒸鲈鱼，淡淡嘱咐：“回京后，向军委汇个报，早开局，别耽搁。”八十多岁的老人说话依旧干脆，这股从革命战争岁月带来的作风，让洪学智心头一热。临别时，陈云把早已写好的条幅递给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个大字遒劲有力，墨迹未干。
飞机返航途中，洪学智想起四十九年前。1945年9月，他和黄克诚率新四军三师北上，渡过长江赶赴东北。那时，陈云以北满分局书记身份坐镇哈尔滨，多次召集进步军政干部开会，强调“先立足，再发展”，主张以发动群众、稳固根据地对冲敌之强攻。洪学智身为3师副师长兼参谋长，曾亲赴前线封锁北宁线，日夜同林彪率领的吉黑纵队互通情报。正是这段并肩作战，结下深厚情谊。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转向财经战线，以“统调统销”“四个第一”稳定经济；洪学智则领命整编部队，后又走上志愿军副司令员岗位。1951年冬夜，洪学智从朝鲜火线上归来，向中央汇报。那晚，他在陈云家中侃侃而谈两个半小时，老首长一句“国防第一”掷地有声。饭桌上三碟小菜，已让洪学智明白什么叫铁骨柔情。
1977年，洪学智调任国防工办副主任。初到任，困难重重，陈云语重心长：“多跑现场，先把账摸清，实事求是。”当年秋天，陈云随手写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赠给老部下，后来那句话成为时代强音。此后十余年，两位老人虽聚少离多，却一直关注彼此。
回到1994年，洪学智迅速把陈云的嘱托向中央军委汇报。1995年2月28日，中央军委常务会议拍板：启动《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写工程；请陈云任总顾问，洪学智具体负责人，军事科学院牵头。3月，领导小组名单敲定，26位老将军担任顾问，编写组成员来自沈阳军区、广州军区和军科院。
就在文件下发的第四十天，厄讯传来——4月10日，陈云在北京逝世。弥留之际，他仍关心“四野战史进行得怎样”。噩耗让洪学智心如刀绞，但他深知，唯一能告慰老首长的，是把事干成。此后四年，编写组查阅档案两万余份，足迹遍及黑、吉、辽、桂、鄂等十余省市，口述记录数百万字。“那段经历，可用披星戴月四字概括。”有人回忆说。
1998年10月，《第四野战军战史》付梓。首发会上，洪学智捧着厚重的书稿，久久无语。会场后排，几位白发苍苍的老战友对视一笑，仿佛又听见辽沈战场的炮声。
与此同时，平津战役纪念馆的选址难题也摆在桌面。北京与天津各有拥护者，意见拉锯一年多。洪学智拿出陈云当年“北打南下，终落津沽”的手迹，强调平津会战的主战场在天津，“让孩子们踏进馆门就能想象当年巷战的硝烟”。天津市委拍板，拨地北辰区，“特事特办”。2001年3月，纪念馆落成开馆，免票规定赫然写进章程。第一批参观者是200名新入伍的解放军战士，他们在巨幅《解放天津》油画前肃立良久。
有人问洪学智：“若陈云同志在，看到今天的成果，会怎么说？”他端详着墙上一行老首长的题字，低声答道：“他会说，实事求是，才对得起牺牲的同志。”话音未落，泪光已现，却转瞬被庄重取代——肩头使命，仍得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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