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1300年，大清近300年历史，天府之国四川竟只出了一位状元！他出身寒门世代务农，殿试考卷被主考官定为第三名探花，却因策论开头八个字，让光绪帝看后热泪盈眶，当场拍板：
一句反问，改写了这位四川举子的命运，也让他成为清代川籍状元独一人。这八个字究竟有何魔力？竟能让郁郁不得志的光绪帝为之动容，破格钦点状元？这位寒门学子，又凭什么在万千举子中脱颖而出，成为帝王眼中的“知音”？
他就是骆成骧，一位被后世称作“布衣状元”的传奇人物，他的故事，藏着寒门士子的傲骨，藏着晚清朝堂的无奈，更藏着一字抵千金的家国情怀。
骆成骧也从未辜负父亲的期望，自幼便显露出过人的天赋，聪慧好学不说，更因看遍了底层农民的艰辛，早早立下了匡扶社稷的远大志向。9岁那年，他跟着父亲迁居成都，进入锦江书院拜师学赋，笔墨纸砚为伴，寒来暑往不辍；17岁参加资州州试，一举拿下秀才第一名，成了当地人人称道的“案首”，也深得知州高培谷赏识，被推荐到四川最高学府尊经书院深造。
在尊经书院，骆成骧遇到了一生的恩师：山长王闿运，也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同窗谢泰来。两人皆是寒门子弟，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却都有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一次闲来对对联，谢泰来望着窗外，感慨身世说出上联：
字字皆是寒门学子的心酸。谁知骆成骧想都没想，脱口而出下联：
八个字，没有半句抱怨，满是破釜沉舟的豪气与底气，这副对联也在书院中传为美谈，成了骆成骧半生的写照。
天赋加努力，让骆成骧在书院中崭露头角，1893年四川乡试，他以全省第三名的成绩中举，踏出了进京赶考的第一步。可科举之路从非坦途，1894年恩科会试，他意外发挥失常名落孙山，无奈之下只能滞留京城，在八旗官学教书糊口，一边挣取微薄的生活费，一边挑灯夜读备战下一次科考。
寒夜孤灯，粗茶淡饭，这位四川书生在京城的烟火气中，默默积蓄着厚积薄发的力量。
1895年，乙未科会试拉开帷幕，蛰伏一年的骆成骧终于厚积薄发，顺利中榜成为进士，拿到了进入殿试的入场券——这场由光绪帝亲自主持的考试，是科举之路的最后一关，也是决定仕途的关键一战。彼时的殿试，考的是策论，内容不离兵、农、礼、财，既要合乎祖制，又要贴合时政，而一手好字，更是考官眼中的重要加分项。
这一年的殿试，光绪帝命大学士徐桐为正考官，十位侍郎为副考官，阅卷规矩森严：副考官各阅30份试卷各荐一本，正考官敲定前十名，最后由皇帝亲自定夺三甲。当考官们阅到骆成骧的试卷时，朝堂上的平静被打破了。
副考官李若农拿起这份试卷，读罢拍案叫绝，连连高呼：“这篇该点元，这篇该点元！”可正考官徐桐却摇了摇头，直言：“这篇字写得不怎么样，不能点元。”
一场激烈的争论就此展开。李若农据理力争，称这字力透纸背，笔力藏锋，定是练过三千本朝卷的功底；徐桐却执意不肯，甚至因当年康有为也参加殿试，怀疑李若农徇私偏袒同乡，直言：“这篇难不成是你广东同乡康有为的试卷！”此话一出，李若农怒不可遏，当场立下誓言：“这篇若是康有为的试卷，我愿全家处斩！”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其他考官见状只能从中调解，最终各退一步，将这份争议满满的试卷定为第三名探花，呈送光绪帝亲阅。
他们不会想到，这份被考官们争论不休的探花卷，会在光绪帝手中，迎来命运的反转。彼时的晚清，早已不是康乾盛世的模样，1894年甲午海战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举国哗然。
25岁的光绪帝，空有一腔变法图强的抱负，却始终被慈禧太后掣肘，做了20年的傀儡皇帝，眼睁睁看着山河破碎，朝政腐败，心中满是忧愤与屈辱。他盼着能有贤臣出世，盼着能有人懂他的无奈，盼着能有一剂良方，拯救岌岌可危的大清。
当徐桐将前十名的试卷摆上御案，光绪帝拿起前两本，草草翻阅后一言不发，眉宇间的愁云更浓。可当他翻开第三本试卷，目光落在开头八个字上时，整个人瞬间怔住了，反复诵读后，热泪盈眶。他抬起头，望向徐桐，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激动：“朕以第三本点元，可否？”徐桐见状，满脸难为情，只能低头答道：“任便圣上。”
就这样，骆成骧从探花一跃成为状元，成了清代四川历史上唯一的状元郎。而那改变他命运的八个字，正是：
可经他落笔在殿试策论的开头，恰逢其会，字字戳中光绪帝的心底。这八个字的深意，简单却沉重：君王为国事忧虑，是臣子的耻辱；君王因国事受辱，臣子当以死谢罪。在甲午战败、国运维艰的时刻，在光绪帝身为帝王却身不由己的时刻，这八个字，成了最懂他的心声。
骆成骧并非只靠八字博眼球，他的整篇策论，字字珠玑，切中时弊。面对光绪帝提出的“为何承平之后财富多而愈贫”的问题，他直言并非会计不精，而是“兵额太广、靡费太多、侵渔太多”，更是大胆指出官吏上下相蒙、贪污腐败的症结，甚至隐约批评慈禧太后的奢靡之风，呼吁皇帝“躬行节俭为天下先” 。
在治军、理财、农事等经国大政上，他条理清晰地提出富国强兵之策，核心只有一个：皇帝亲掌大权，方能扭转乾坤。
他终于找到一个懂他的人，一个知道他的忧虑、理解他的屈辱、愿与他共担风雨的人。
骆成骧能写出这样的策论，并非偶然。他出身寒门，见遍民间疾苦；他身处京城，亲历甲午战败后的举国悲愤，更是公车上书的参与者之一。他的笔下，是天下百姓的期盼，是寒门士子的担当，更是对帝王的殷殷期许。
而光绪帝的破格钦点，也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在国难当头时，对贤才的渴求，对希望的渴望。这八字之缘，是君臣相知的幸运，也是晚清乱世的无奈。
中状元后，骆成骧被授翰林院编修，先后任贵州广西乡试主考、山西提学使，还曾任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藏书楼提调，一生与教育结缘 。梁启超曾评价他：
而他的“布衣状元”之名，不仅因出身寒门，更因一生清廉自守，从未辜负当年的初心。
中状元后，有人想为他在家乡修建状元府，被他婉言谢绝；在山西为官时，他将书写香火牌位的一千两白银酬金，全部用于奖励寒门学子；学生四川督军陈宦赠他4000元，他转手就交给四川高等学校充作教育经费。
辛亥革命爆发后，骆成骧列名吁请清帝逊位的联名信中，隆裕太后见后大惊：
她不会懂，骆成骧忠于的从来不是腐朽的清王朝，而是天下苍生。光绪帝的知遇之恩，他始终铭记，听闻清帝退位，他曾欲投井殉节，被家人拦下后，含泪赋诗：
这份忠，不是愚忠，而是对知遇之恩的感念，对家国天下的坚守。
1926年，61岁的骆成骧在成都病逝，一生清廉的他，竟无钱安葬，最后在地方人士的资助下，才得以归葬资中故里。这位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来时寒门布衣，去时两袖清风，用一生践行了当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誓言，也用一生诠释了“布衣状元”的真正含义：状元之名，在于才学，更在于初心；为官之道，在于位高，更在于德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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