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四年（1865）五月，李慈铭由京返乡，适逢绍兴大水冲坏海塘，他承包了萧山段修复工程，不得不与乡绅、富豪周旋，极为烦恼。一时资金不能到位，为求顺利，他向富商张存浩借贷，因此从同治五年正月开始与张氏往来，初十日“遣仆请张广川来，与商议寺山塘事”，四月十六日“得张广川书，言已续修寺山塘，于初旬兴工，为作书致高太守。作书复张广川”，五月初八日“得张广川书，言寺山塘工已竣”，等等，可见富商对地方事务的参与度之高。（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张广川名存浩，浙江山阴人，祖上以经商致富，至张存浩时财力最为雄厚，为当地官府所依赖，李慈铭称其为人“颇勤俭，粥粥为恭谨”，但因借款一事，前后龃龉，大骂其奸猾，如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起句为“得张广川书”，但“作复张广川书”，其下多处“广川”在石印本中多处遮蔽，这部分日记的稿本存于私藏，无以覆按，但据陈乃乾《之□》，知其实为“广川”。
石印本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张存浩在咸丰十年、十一年与胡雪岩的竞争中失败，但财力仍不可小觑。“广川邑之大驵，庚申、辛酉间与杭人胡雪岩操奇赢，各挟术相欺诈，银价旦夕轻重，或相悬至数百千万，钱法以之大坏。商贾遂共煽惑为观望，主军需者至持饷不发，胡倚故巡抚王壮愍，而张与前知府怀清匿，益树势倾轧，越事之败，实繇两人。及壬戌岁，左宫保在衢州，将治辛酉九月越人殴死廖知府事，访主名，越人有不善广川者，入其名，遂上章名捕，广川罄赀数万缗，事得白，家以之落。顾广川颇勤俭，粥粥为恭谨，以故官吏之牟利者皆喜之。故按察使段光清前守宁波大营货殖，与之狎，今盐运使高卿培本小吏，亦深相结。”（《越缦堂日记》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杭州富商胡光墉在绍兴开设店铺，依附高官，与张存浩一同把持地方财政周转、军饷调度。咸丰十年，太平军攻绍兴，知府廖宗元因抗敌不力被绍兴绅民群殴致死（一说廖氏自杀），同治元年，左宗棠平定浙省并任巡抚，将为廖宗元雪冤，胡光墉趁机嫁祸张存浩。李慈铭记述了张存浩与胡雪岩竞争中失利，以及被陷害的内幕，李慈铭对他有一些同情。
在兴修海塘工程中，起初李慈铭也信任他，遗留塘工让他善后，但张存浩虚报成本，又要求所修碛岩塘工补差价，前后反复无常，言而无信。“予亦以为能，遂以季弟所修寺山塘未讫工者属蒇其事，盖所费不过二三百缗钱，而广川故侈其役需千金，又为所修碛岩塘工补索千金，屡属予言之太守。会光清已罢去，卿培不得按察使，亦失势，元泰等遂疏广川恶之于太守，今日太守为予言广川是两截人。吁！是可以观世变已。故顺文书之。”（《越缦堂日记》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绍兴富绅沈元泰、章嗣衡、周以均等对张广川先勾结后攻讦，沈元泰向知府高贡龄密告张存浩之恶，士绅阶层在地方事务中的实际控制力，而商人富豪的唯利是图也令人生厌，因此李慈铭逐渐斥责张氏。
浙江按察使段光清也详细记录了胡光墉狠毒陷害张存浩的经过，当日知府廖氏被士民群殴，他就在现场亲眼目睹，张存浩实与此事毫无关涉。“杭州胡墉，以市侩而夤缘省城上宪，故绍兴一府捐款，其解省银两，非胡墉经手则省局不收。张广川以本城殷户，绍兴之开店铺者多行其资本。胡墉手下走狗亏欠绍兴人洋蚨二十余万，胡墉心不能平，欺诳省中大宪，谓绍城洋钱极多，一时下札着绍兴府即在张广川店中先提洋蚨十万。绍兴人乃与胡墉说和，其走狗所亏之洋，亦情愿不要。胡墉又娶绍兴一媚妇为妾，绍兴人愈不服胡墉。绍兴失守，署府廖子成死，胡墉又使子成之侄在湖南省具禀，谓子成之死由张广川邀集乱民戕害。京城有旨，着浙江巡抚查问。左抚军亦明知张广川无罪，然乐得藉此派捐。知张广川现住上海，行文到上海，要张广川赴行营听候查办。”段光清知道胡光墉陷害张存浩谋害廖知府的内情，因此请郭嵩焘写信给左宗棠，说张存浩愿花钱消灾，以助饷十万元免被查办。段氏也不禁感叹“胡墉之遇事倾人，真可畏哉！”（段光清《镜湖自订年谱》同治元年）商贾市侩，四民之末，他们的兴衰与其依附官员的仕途沉浮紧密相连，当段光清罢官、高卿培失势后，张存浩迅速被胡光墉击败，而左宗棠死后，胡光墉很快也破产。
李慈铭在指责张存浩不守信用的同时，又对他被胡光墉倾轧表露出同情。他讽刺“胡雪岩者本贾竖，以子母术游贵要间”，胡光墉字雪岩，杭州商人，以经营高利贷与权贵往来，巡抚王有龄从担任杭州知府直到浙江巡抚都倚重他，左宗棠在浙、闽剿杀太平军，以及西征新疆，在军饷上同样依赖胡光墉，军中所需物资由他采办，并为之奏请得正一品封典，光绪二年，御史何金寿因参劾胡雪岩而被降三级调用，红顶商人风光一时无两，因此日益骄奢，吃穿用度比拟王室。李慈铭在文末特别注明“广川”即张存浩，而胡光墉的本名反而少有人知，他认为这类人物的名字本身并不重要，之所以记录，是为了验证其未来的败亡。而段光清故意将胡光墉之名记作“胡墉”，也是一种不屑的表达。
李慈铭与胡光墉并无直接交往，但向来对经营钱铺的富豪无好感，他在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七日记道：“昨日杭人胡光墉所设阜康钱铺忽闭，光墉者东南大侠，与西洋诸夷交，国家所借夷银曰洋款，其息甚重，皆光墉主之。……前日之晡，忽天津电报言其南中有亏折，都人闻之，竞往取所寄者，一时无以应，夜半遂溃，劫攘一空。闻恭邸、文协揆等皆折阅百余万，亦有寒士得数百金托权子母为生命者，同归于尽。今日闻内城钱铺曰四大恒者，京师货殖之总会也，以阜康故，亦被挤危甚，此亦都市之变故矣。”（《越缦堂日记》）。阜康银号倒闭，京城富室一片惊惧，《翁同龢日记》则写道：“京都阜康银号，大贾也,昨夜闭门矣,其票存不可胜计，而圆通观粥捐公项六千两亦在内,奈何奈何！”（光绪九年十一月初六日）显然李慈铭所记更为详细，且不避权贵，笔锋更深刻，他说恭亲王、刑部尚书文煜皆有钱存阜康钱铺，文煜所存不下百万，破产后胡光墉已稍稍还之，并以杭州药肆庆余堂抵偿二十万。因此被胡适先生高度赞赏，“如记光绪九年十一月六日阜康银号的倒闭,因叙主者胡光墉的历史,并记恭亲王奕訢及文煜等大臣的存款被亏倒,皆可补史传。”（《胡适全集·日记》民国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阜康号的倒闭，暴露出朝贵的惊人财富，此时中法战争一触即发，次年恭亲王被罢黜、左宗棠去世，光绪十一年十一月遂有旨拏问胡光墉，监追亏款，胡氏在沪、杭等处钱庄遂纷纷倒闭。
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七日，“东南大侠”
李慈铭惧怕与商人打交道，对朋友之间的金钱往来也谨慎。同治二年十月初一这天，他向钱铺借了五十两高利贷，立好借据交给了中间人，可到了晚上，他却越想越不安，总怀疑自己写金额时，是否忘记把“五十”写成“伍拾”。若对方在借据上动手脚，“五十”变成“五千”，必将家破人亡。第二天一早，他急忙重新写一张规范的借据，匆匆赶去钱铺，换回昨天那张旧的。等到旧借据拿到手里定睛一看，清清楚楚写着“伍拾”二字，不禁自嘲过度焦虑。他想起袁枚《咏钱》诗中“分明轮廓无方寸，顷刻风波有万重”，在被周星诒诓骗后，他似乎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与金钱打交道时，总是莫名的不安。
同治十三年六月初二日，被遮蔽的“子莼”
同治十三年六月初二日，老友傅以礼从福建寄来了数十两银子，托他转交在京的族侄傅敬斋及傅锺麟各一笔，没想到这次正常的委托，也给李慈铭造成了相当大的精神压力。“是日以傅节子寄其族子名敬斋者银三十两托心泉转交之，其银本附钟西筠来，书面题曰‘顺天府东公廨’，西筠以路远转托予，予既不知其人，又不知东公廨为何地，以询子莼，则云亦其族人也，予因属子莼致语，约日来取，乃迟之两月有余，足音寂然，而子莼已来数次矣。子莼行事，都下皆知，予弟彦侨尝以四百金托其捐官，竟化乌有。予虑此银又为所劫，执不肯与，而乡人亦无有知傅敬斋者，今日以心泉居安定门，与顺天府近，其作事极精细，故托其访交也。”（《越缦堂日记》）“子莼”即傅锺麟，浙江山阴人，兄傅锺沅，字孝泽、莲舟，族兄傅以礼，李慈铭与他们关系都不错。“西筠”即锺德祥，广西南宁人，光绪十六年进士，官至江南道监察御史，久客台湾，与傅以礼相善。赵鸿仪字心泉，与李慈铭有往来。
傅氏兄弟曾侵吞李惠铭之银，在李慈铭的家书中也得到印证，同治十年三月初七日他致信季弟道：“傅子莼颇甚落落，吾弟银事绝口不提，竟似未有此事。莲舟在东河，甚不得意。昨晤孙琴士，言见其家信，有回南之意。子莼闻亦甚窘。兄本拟即提前事，梅仙等言此番必至口角争斗，不如且待会试以后再言。”（《越缦堂书札》）“梅仙”即同乡胡寿谦，他是李惠铭捐官的经手人之一，惠铭在绍兴开设一家店铺，有一个从九品通判的头衔便宜行事。同治十三年六月初六日，“梅仙来，以季弟通判实收，托其换部照及补足监生银四层。季弟自十年前，以通判托傅子莼、莲舟兄弟办捐三班分发，交其银四百两，而诈负以去，至今寂然。季弟拮据报捐，彼兄弟所目见，予待彼兄弟亦极有恩，而丧心昧良，与周星誉、星诒二蜮先后若出一辙，以此叹吾越乡谊之恶，而傅子莼又著名无赖，为乡人不肖之尤。”（《越缦堂日记》）家书与日记中的“予弟彦侨尝以四百金托其捐官，竟化乌有”可以互证。傅锺麟乾没惠铭捐银事，他在家书、日记中一共提到三次，似非诽谤。
国家图书馆藏李慈铭致季弟书
对于傅以礼的委托，李慈铭当面将傅锺麟的一笔交给本人，而另一笔给傅敬斋的，他既不认识收钱人傅敬斋为何人，又不知东公廨具体在何地，无奈之下就向傅锺麟咨询，并请他传话对方来面领。傅锺麟声称已传话，但傅敬斋长达两月毫无音讯，傅锺麟却反复登门，意欲代领银款；李慈铭自然心生防备，认为可能傅锺麟根本未传话，或谋划截留这笔银子。基于对傅锺麟侵吞其弟四百两捐银的前科，李慈铭坚决不肯将银子交给傅氏，而是委托一位作事极精细且与收钱人住得近的朋友赵心泉。
同治十三年六月初六日，“傅”下“子莼、莲舟”、“周”下“星誉、星诒”被遮蔽
当时社会缺乏可靠的身份验证体系，一笔简单的汇款，需要依赖漫长且不透明的人际网络层层转手，任何一环出差错都可能导致财产损失。是年十二月，李慈铭在回复傅以礼的信中也提到银子差点被傅锺麟“中攫”的波折，“又贵本家（按，指收银人傅敬斋）回书一件。此银是西筠属弟转寄，弟固不知其人，询之子莼，几为中攫，而弟又经年不入内城，辗转托人，幸不致辱命。其致邵伯英及子莼银，均即日面交。想伯英已早有复书矣。甲戌十二月廿一日都门保安寺街寓庐作。”（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6年春拍LOT号2311）。至此方如释重负。
光绪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被遮蔽的“宗峻”
同乡中陈璧轩、杜凤治等人善于与钱肆往来周旋，李慈铭却避之如恐不及。光绪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有余姚人吴宗峻来，本沪上钱侩也，为杭人故上海兵备吴煦主肆，新负其金数万入都，报捐江苏试用道者，不见。”吴煦字晓帆，浙江钱塘人，官苏松太道、上海兵备道，吴煦奉署巡抚薛焕命向英、美、法借兵，协助李鸿章对太平军作战，颇有才干。这位吴宗峻，大概是为吴煦主持厘捐局的幕宾，李慈铭不乐与“钱侩”往来，故拒绝见面。这段文字原本并无任何敏感内容，遮蔽处理显得过于严苛细致。所幸遮蔽范围仅限定于江浙籍士人群体。李慈铭在日记中，对各地出身的朝官与文人多有直言不讳的讥评，像郭嵩焘、王闿运、徐树铭、张之洞、李文田、孙毓汶诸人，都曾出现在他的笔锋之下。倘若这些讥评内容都被逐一删改或遮蔽，整部日记恐怕早已面目全非，自然也不会拥有延续至今的读者吸引力。
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基于血缘、地缘的人格信任是金钱往来的主要纽带，傅以礼、傅敬斋、傅锺麟是同族，本应是最牢固的信任基础，却因傅锺麟有侵占他人财物的前科，给李慈铭造成不小的困扰。晚清战乱频仍，寒士捐官，风险极高，一旦托付非人，捐资就会被席卷而去。傅氏兄弟侵吞李惠铭四百两，周星诒诓骗李慈铭三百两，使得李慈铭对家乡士人群体道德溃败深恶痛绝。“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对钱场如临深渊，对商贾始终保持警惕之心。他称张存浩为“大驵”，胡光墉为“大侠”，傅锺麟为“著名无赖”，拒见“钱侩”吴宗峻，这些戏谑称谓，字里行间透着鄙夷与轻蔑。
张桂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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