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打完了，烂摊子才真正开始。
这话放在1878年的肃州（今天的酒泉）再合适不过。
左宗棠，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头，抬着自己的棺材出门，硬是把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新疆给拽了回来。
捷报传到北京城，紫禁城里一片欢腾，可站在大帐里的左宗棠，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活儿，才干了一半。
杀人见血的仗，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想让这片地、这片地上的人真正跟你一条心，那可是磨性子的慢功夫。
光靠大头兵的枪杆子杵在那儿，跟在沙滩上盖房子没两样，风一吹就倒。
他接下来干的几件事，看起来都平平无奇，没啥金戈铁马的响动，但每一步都像是下棋，走一步看三步，瞄着的是往后一百年的事。
所以说，收复新疆是上半场，这下半场，才是真正考验本事的时候。
地没人气，就是地图上一块死肉。
战后的新疆，别说人烟了，连鬼影都难找。
阿古柏那帮人瞎折腾，加上打了好几年的仗，乌鲁木齐、哈密这些地方，过去都是瓜果飘香的绿洲，现在放眼望去，到处是破墙烂瓦。
地荒着，没人种，这地方就永远活不过来。
左宗棠的药方很简单，就一个字：人。
他搞了个大动作，叫“移民实边”。
这可不是把人绑来就完事了。
告示贴得满陕西、甘肃到处都是，那上头的话实在得很：内地活不下去的乡亲们，来新疆吧！
来了就分地、分牛、分种子，头三五年不交税。
这招太高了，简直是一石二鸟。
新疆这边缺人干活，内地那边又因为天灾人祸，窝着一大堆没饭吃的流民，正好对上了。
左宗棠特别喜欢三类人。
第一类是跟着他打仗退下来的老兵，这帮人懂纪律，能打能种，往那一站就是个小堡垒，地方上立马就安稳了。
第二类是在老家破了产的农民，他们别的本事没有，但侍弄庄稼是把好手，对土地那份感情，比啥都亲。
在内地，他们是光脚的，到了新疆，分到一块地，那就是命根子，是重新活一次的指望。
还有一类，是放出来的犯人，给他们个机会重新做人。
你想想，这种“再造之恩”，往往能换来最铁的忠心。
于是，从关中平原到河西走廊，一支支拖家带口的队伍，朝着太阳落山的方向走。
他们不是来当亡国奴的，是来建家园的。
当一个叫陈启益的湖南老乡，在奇台的荒地上刨出几十亩地，用第一季的收成给婆娘扯了新布料，还娶了个本地的维吾尔族姑娘时，这事儿就算成了。
新来的人和本地人一块儿下地，一块儿赶集，你来我往，日子久了，谁还分那么清？
孩子们的口音都串了味儿。
这不光是填了几个人进来，是把整个社会的骨架给重新搭了一遍，这比多少军队都管用。
比戈壁滩更难跨过去的，是人心里的那道坎。
那会儿新疆好多地方，都搞“分城而居”。
就拿喀什噶尔来说，汉人住汉城，维吾尔族老乡住回城，中间有道墙隔着，平时老死不相往来，背后互相猜忌。
左宗棠的大军一到，脚跟还没站稳，就下了一道命令：把这些墙全给我拆了！
这一下可炸了锅。
他手底下最信任的幕僚都劝他，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能乱动。
左宗棠把桌子一拍，话说的很硬：阿古柏那小子能闹起来，不就是利用了这道墙吗？
要想以后不出这事，就得让大家伙儿住一块，吃一锅饭。
院墙拆了，是第一步。
汉人商贩的杂货摊，就摆在维吾尔族大爷的打馕铺旁边；孩子们在同一个巴扎里疯跑，你追我赶，谁还管你爹是哪儿来的。
时间一长，生分感就在讨价还价、家长里短里头磨没了。
卖布的汉商学会了说几句“亚克西姆塞斯”，卖葡萄干的维吾尔族小贩也开始拨拉算盘。
这种锅碗瓢盆里混出来的感情，比墙上刷多少标语都实在。
拆了看得见的墙，还得建看不见的桥。
左宗棠在新疆各地办了不少义学，不收钱，谁家孩子都能来。
但他这人精明，知道硬逼着人家学汉话、读圣贤书，准得把事办砸。
所以义学里头教的东西特别实在：认字、算账。
为啥？
就是为了让本地老乡们出去做买卖的时候，别让人给坑了。
至于读物，他选了《三字经》《百家姓》这些。
这些书里头讲的，不是什么大汉族多牛，而是“人之初，性本善”“昔孟母，择邻处”这种谁听了都点头的道理。
这些嗑，不管你是信啥的，都能聊到一块去。
左宗棠给朝廷的折子里写得明白：教化这事，得像春天的风、细细的雨，悄悄地来，别搞得叮当响。
不求他们变得跟汉人一模一样，只求大家心里想的是一个理儿。
他要养的，是那种发自内心认同一个国家的“中国心”。
还有一件更有意思的事，就是种树。
杨昌濬那句“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说的就是左宗棠干的这件大事。
从兰州一路到哈密，再往天山南北延伸，左宗棠命令手下的兵，走到哪儿，树就种到哪儿。
这可不是老先生闲着没事附庸风雅。
这每一棵柳树，都是一个心眼。
首先，这是后勤保障线。
在光秃秃的戈壁滩上，这一排排的柳树就是活路标，不管是军队调动还是商人走路，跟着树走就不会丢。
夏天热得能把石头烤化了，树底下就是救命的阴凉。
其次，这是生态安全线。
西北风沙大，这些树能挡风固沙，保住路，保住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是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主权线”。
几千里长的绿带子，就像一条活的血管，把遥远的新疆和内地连得死死的。
每一棵树都是一个坐标，告诉所有人：这儿不是野地，是有王法、有朝廷管着的地方。
左宗棠还搞了个“包种包活”的法子，把树分给沿途的兵站、村子和移民户看着。
树活了有奖，死了挨罚。
当一个陕西来的移民老王，指着门口那棵碗口粗的柳树跟他儿子说：“这是咱家的树，也是朝廷的树”，这“家”和“国”两个字，就在一棵树上连起来了。
这几十万棵柳树，不光是种在地上的，更是种在人心里的。
光绪六年，一道圣旨把左宗棠调回了北京。
这位为大清朝保住了西陲门户的老人，转身又去操心海防的事了。
他离开的时候，新疆的基业刚刚打好，后面的路还长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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