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大哥的生日。
天还没大亮，我就开车往乡下老家赶。后备箱里塞得满满当当：两瓶好酒，一件羽绒服，还有城里老字号买回来的核桃酥——大哥年轻时最爱吃这个，现在年纪大了，还是惦记这口酥软。
推开老家那扇熟悉的院门时，院子里飘着饭菜香。大哥系着围裙从灶屋探出头：“东子回来了！”
他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迎上来，“都说了别买东西，你侄子从上海给我寄的东西还堆墙角呢！你能回来，比啥都强。”
堂屋的方桌上已经摆好了菜：腊肉炒蒜苗、辣子鸡、油炸花生米、菜豆腐……都是最家常的，可每一样，都是我爱吃的。
大嫂几年前病逝了，侄子在上海安了家，一年回来一两次。父母走后，这几间老屋就剩大哥一个人守着。我每次劝他进城，他都摇头：“住惯了，这儿清静。”
我们兄弟俩对坐着，倒上酒。大哥举起酒杯：“东子，哥这辈子，最庆幸的就是有你这个弟弟。”
我也举起杯，眼眶发热：“哥，咱们要做一辈子的兄弟。”
酒入口，辛辣过后是绵长的回甘。就像我和大哥这几十年的情分，起先满是涩，后来才酿出了醇。
我和大哥没有血缘关系。他是我的继兄。
思绪被酒气熏着，晃晃悠悠飘回了1985年的秋天。
那年的春天，我爹走了。他喝多了酒，骑自行车从堤坝上摔下去，等人发现时，身子都僵了。
爹走后，娘带着八岁的我，日子过得艰难。小叔一家三天两头上门，说是帮忙，眼睛却总往我家的老宅和田地上瞟。有次趁娘去镇上卖鸡蛋，小叔带着人就要量地界，被我娘举着扫帚打了出去。
可孤儿寡母，终究是受欺负的。那年秋收后，小叔放话，说我们娘俩占着他秦家的地，得交出来。娘哭了一夜，几天后收拾了包袱，拉着我说：“东子，咱们走。”
娘改嫁给了一个屠夫，叫刘得权。
进刘家门那天，是个阴天。院子里的老槐树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哗啦啦地响。继父站在堂屋门口，个子不高，膀大腰圆，脸上带着笑。
“这是东子吧？”继父的声音粗嘎，“以后这就是你家了。”他朝西屋喊：“小武，出来见见你弟弟！”
门帘一掀，出来个少年。那年他十七，已经没读书了，帮着继父卖猪肉。他比我高出一大截，蓝布衫的袖子挽到肘部，露出结实的小臂。他站在那里，像棵还没长成的杨树，挺拔，却带着扎人的棱角。
“这是你大哥，刘武。”继父说。
我躲在娘身后，怯生生地喊了声：“大哥。”
继兄上下打量着我，半晌，他撇了撇嘴：“谁是你大哥？娘唧唧的。”
看着他瞪我的目光，我吓得往后缩了缩，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继父沉了脸：“小武，咋说话呢！”
继兄不再看我，转身就往外走，院门被他摔得“哐当”一声响。
晚上，继父怕我认生，安排我跟继兄睡一屋。那屋子不大，靠墙摆着两张木板床，中间只隔着一张旧课桌的距离。我缩在自己的被窝里，能听见隔壁床继兄粗重的呼吸声。
黑暗里，白天强压着的委屈涌了上来。我想我爹，想我家那个虽然旧却熟悉的老屋。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淌，我不敢出声，只能咬着被角，肩膀一耸一耸的。
“啧。”对面床传来不耐烦的声音。
紧接着，我的被子被猛地掀开了。继兄站在床前，月光从窗户透进来，照在他紧绷的脸上。
“你给我闭嘴。”他的声音带着不耐烦，“再哭，信不信我打掉你的牙？”
我吓得连抽泣都停了，睁大眼睛看着他。他眼里没有笑意，只有一种属于少年的、不加掩饰的厌恶。
第二天吃早饭，我坐在小板凳上，捧着碗，不敢抬头。继兄也在桌边，他喝粥的声音很大，“呼噜呼噜”的，听得我心惊胆战。
继父夹了一筷子菜放到我碗里：“东子，吃菜。”
我刚想伸筷子去夹，余光瞥见继兄放下了碗。他站起身，端起自己的碗就往院子里走。
“小武，干啥去？”继父问。
“看见他就吃不下。”继兄头也不回。
堂屋里静得可怕。娘低下头，眼圈红了。继父重重叹了口气，把菜碟子往我这边推了推：“东子，吃。”
那之后，我学会了躲着继兄走。他在院子里劈柴，我就绕到屋后；他在堂屋坐着，我就去灶屋帮娘烧火。晚上睡觉，我尽量贴着墙，把自己缩成最小的一团。他也当我是空气，一个屋檐下，我们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我上小学三年级。
那天放学，我和同村的几个孩子一起往回走，走到村口时，被五六个半大小子拦住了。他们比我大五六岁，领头的叫王铁柱，是村里有名的混小子。
“哟，这不是刘屠夫家新来的小崽子吗？”王铁柱叼着根草棍，歪着头看我。
我抓紧书包带子，想绕过去。
“站住！”他伸脚拦住我，“听说你是外头来的？懂不懂规矩？新来的，得孝敬咱们哥几个。”
旁边一个小子起哄：“对！请我们吃冰棍！”
我摸了摸口袋，里面有一毛钱，是继父早上给我买铅笔剩下的。我攥紧了钱，摇摇头：“我没钱。”
“搜他！”王铁柱一挥手，几个人就围了上来。书包被扯掉，口袋被翻了个底朝天，那一毛钱被抢了去。
“就一毛？穷鬼！”王铁柱骂了句，眼睛却盯上了我的脚，“这球鞋不错啊，新的吧？脱下来！”
那是继父给我买的一双新鞋——白色带蓝边的回力球鞋。我穿了不到半个月，每天晚上都要擦了又擦，宝贝得不行。
“不给！”我死死踩着地。
“不给？揍他！”
拳头和脚像雨点一样落下来。我抱着头蹲在地上，鼻子一热，血流了出来。他们来扒我的鞋，我疯了一样踢打，可一个人哪打得过五六个。鞋还是被扒掉了一只，我趴在地上，死死护住另一只。
混乱中，我隐约听见有人喊了声“我去叫人”，好像是平时跟我关系不错的同学李勇。我当时顾不上细想，只死死护着我的鞋，护着我的脸。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只有几分钟，却像一辈子那么长——我听见一声暴喝：
“住手！”
那声音太熟悉了，像炸雷。
我透过肿胀的眼缝看过去，看见了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场景：
继兄扛着锄头，铁青着脸，正从村道那头冲过来。他跑得飞快，锄头在他肩头闪着冷硬的光。
后来我才知道，是李勇跑回我家报的信。继父刚好去邻村收猪了，娘正在灶屋做饭，一听我被打了，扔下锅铲就往外跑。她太急了，出门槛时脚下一绊，脚踝当时就肿了。
继兄从外边回来，看见娘坐在地上捂脚，又听见李勇上说“东子被打……”，他二话没说，转身冲到院墙边，抄起锄头就往外冲。
王铁柱那帮小子一看继兄这架势，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不知谁喊了声“快跑”，五六个人呼啦一下全散了，比受惊的麻雀飞得还快，连抢我的那一毛钱都掉在了地上。
继兄没去追他们，只是把锄头往地上一顿，锄头柄重重砸在土路上，“咚”的一声闷响。他朝他们逃跑的方向吼，声音大得半个村子都能听见：
“再敢碰他一根指头，老子打断你们的腿！”
吼完了，他才转过身来看我。我蜷在地上，衣服破了，脸上身上都是土，鼻子还在流血，一只脚光着，另一只脚上还顽强地套着那只球鞋。
继兄看了我好一会儿，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真没出息。”
我咬着嘴唇，想爬起来，可胳膊腿疼得厉害，试了几次都没成功。
“还躺地上干啥？”他的语气还是凶巴巴的，“要我背你啊？”
我怕他真不管我，忍着疼，手脚并用地撑起来。左脚光着踩在土路上，碎石子硌得生疼。
继兄看了我一眼，忽然转过身，在我面前蹲了下来。
宽阔的后背对着我，我愣住了。
“上来。”他没回头，声音闷闷的，“耳聋了？”
我犹豫了一下，慢慢趴了上去。他的后背很宽厚，也很暖。
“大哥。”我小声叫了一句，声音哑哑的。
他的脚步顿了一下，很轻微，但我感觉到了。
过了好一会儿，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回答的时候，我听见了一声轻轻的：
“嗯。”
那一声“嗯”，像一颗烧得滚烫的小石子，“噗通”一声投进了我心里那片冰凉已久的湖里。
“大哥。”我又叫了一声，这次声音大了些，带着我自己都没察觉的依赖。
“……矫情。”他回了两个字，语气好像还是硬的，可托着我的手，不自觉地往上颠了颠。
我把脸轻轻靠在他肩膀上，眼泪忽然就止不住了。这次不是害怕，不是委屈，是一种带着甜又带些酸的滋味。
他大概感觉到肩膀湿了，身体僵了一下，但什么都没说，只是脚步更稳了。
那以后，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
继兄还是不怎么笑，说话还是硬邦邦的，可我知道，有些东西在那个傍晚，就彻底改变了。吃饭时，他会把菜盘子往我这边推；我晚上做作业，他会把靠近灯的位置让给我。
我渐渐不怕他了，甚至开始喜欢跟在他屁股后面。他去河里摸鱼，我就在岸上拎桶；他上树掏鸟窝，我就在下面接着。他还是会瞪我：“跟屁虫。”可下次出门，还是会放慢脚步等我。
我高三那年冬天，继父得了急症。从发病到走，只有三天。
葬礼上，娘哭得几乎昏厥。夜深人静时，她拉着我的手，悄悄说：“东子，你继父走了，咱们……咱们怕是得回你姥姥家了。”
她的担心我懂。继父是联系我和继兄之间那根最直接的线，现在线断了，我们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子，还有什么理由留在这个家里？
出殡后的第三天晚上，继兄把我和娘叫到堂屋。桌上摆着继父留下的账本，还有一个小布包。
他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沓钱。
“爹临走前交代了。”继兄的声音有些沙哑，他看着我说，“东子以后读大学，我供。”
娘愣住了，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继兄拿起那沓钱，推到我面前：“这些你先拿着，交学费，买书。不够的，哥再挣。”
“小武，这……”娘泪如雨下。
“婶。”继兄第一次这么正式地叫娘，“东子是我弟，供他读书，是我该做的。”
那晚的月光很亮，照在继兄脸上。我第一次那么仔细地看他——不知什么时候，那个一脸桀骜的少年，已经有了成年人的沉稳和担当。
我考上省城大学的那年秋天，继兄送我去的车站。
火车开动前，他把一个塑料袋塞到我手里：“里面是煮鸡蛋和烙饼，路上吃。到了给家里打电话。”
我趴在车窗上，看着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人潮里。
塑料袋里除了吃的，还有一个信封，里面是五百块钱，和他写的一张字条：“好好学习，别惦记家里。钱不够就说。”
字写得潦草，却充满情义。
“想啥呢？酒都凉了。”
大哥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拽了回来。他给我夹了块腊肉，笑眯眯地看着我。那双曾经能镇住全村混混的眼睛，如今已经变得温和，像两汪深潭，盛满了岁月的慈祥。
“想大哥的好。”我端起酒杯，敬他，声音有些哽咽，“大哥，下辈子，我要当大哥。”
他一怔，举着筷子的手停在半空。随即，他笑骂道：“这么大年纪了，还矫情。”
可我分明看见，他笑着笑着，眼角就有了湿意。他赶紧低下头，装作被酒呛到，抬手抹了一把脸，再抬头时，眼睛红红的。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仰起脖子，把杯里剩下的酒一口干了，喉结重重地滚动了一下。
屋外的阳光正好，一切仿佛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岁月悄悄走过，把那个扛着锄头冲向村口的愤怒少年，变成了眼前这个两鬓斑白、会给我做饭的慈祥老头。
这一辈子的兄弟，我们做到了。
从那个夕阳下背着我一言不发的后背，到这个酒桌前为我红了眼眶的笑容，大哥用他独有的、硬邦邦的方式，教会了我什么叫责任，什么叫家人，什么叫血脉或许可以不相连，但情义能够比血更浓。
血缘算什么？几十年的风雨同舟，早把我们的命脉长在了一起，根连着根，筋缠着筋，分不开了。
“哥，”我又给他满上，琥珀色的液体在杯子里微微晃动，“再喝一杯。”
“喝！”他响亮地应道，声音有些哑，却满是笑意。
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叮当”一声。那声音，像极了多年前，在那个暮色四合的村道上，我心里忽然响起的、温暖而坚定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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